他发现了阿基米德支点，但却用它来支撑自己；看来他只是被允许仅仅在这一条件下发现这一支点。

    --弗兰兹·卡夫卡

    35．世界的异化

    现代史的开幕发生了三件大事，这三件大事决定了现代的特征：美洲大发现以及随之而来的全球开发；宗教改革，通过扩大基督教会和修道院的财产，宗教改革开始了一个个人剥夺财产和社会财富积累的双重过程；望远镜的发现以及从宇宙观点来思索地球本质的新科学的发展。这些事件并不能被称为现代事件，因为我们是在法国大革命后才知道这些事件的。尽管不能用任何因果关系链来解释这些事件，因为没有哪一事件可以以此来解释，但它们仍在持续不断地发生，在这一过程中存在着先例，并可以叫出先驱者的名字。然而，所有这些事件并没有展现其在黑暗中积蓄力量的潜流突然奔发的古怪特点。一些我们与之相联的名字--伽里略、马丁·路德以及一些大发现时代的伟大的航海家、探险家、冒险家--仍然属于前现代世界。此外，对新发明的奇怪的怜悯，17世纪以来几乎所有伟大的作家、科学家和哲学家死死咬定他们看见了以前从未见过的东西，想到了以前从未想过的问题--所有这些在他们那里都不能找到，甚至在伽里略那里也找不到。这些先驱者并非革命者，他们的动机和打算仍然深深地扎根于传统之中。

    在他们的同代人看来，这些事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发现从未听说过的大陆和从未梦想过的海洋；最令人扫兴的是宗教改革带来的西方基督教的无可挽回的分裂，以及这一改革固有的对东正教的挑战和对人的灵魂安宁的直接威胁；当然，最不显眼的是人类早已储藏颇丰的工具库里新添的一种新器具（除非不看星星），尽管它倒是从未有过的第一种真正纯科学的器具。不过，如果我们能像衡量自然过程一样衡量历史的势头，那么我们或许可以发现，一些最初最不引人注意的东西，即人类发现宇宙的最初尝试，却具有不断增长的冲劲和速度，直至它不仅使地球表面的扩大（这一扩大只能在地球自身的范围内找到其最终的界线），而且也使显然无止境的经济积累过程显得黯然失色。

    但这些仅仅是猜测而已。事实上，新大陆的发现、丈量其土地和测量其水道花费了好多世纪，只是在现在才刚进入尾声，只是在现在人类才完全有了其世间的居所，才把对以往年代具有诱惑力且禁锢的无边无际的地平线尽收于一个地球，他对这一地球的壮观轮廓和表层的了解之详细，一如他了解自己的掌纹一样。正是发现了地球上巨大的可得的空间，才开始了人所共知的地球的收缩，直到最终在这一世界（虽然它是现代的产物，但与现代世界绝非一致）中，每个地球上的居民成为其国家的居民。人们现在居住在一个地球般党的不断扩张的整体中，在那里，甚至距离这一概念（它在部分的最完美的不间断的连接中仍是固有的）在速度的大举进攻面前俯首称臣。速度征服了空间，虽然这一征服过程在一人同时在两处出现这一无法征服的界线上受到了局限，但它已经使距离变得毫无意义，因为人类生命中毫不起眼的部分--年、月，甚至周--对于到达地球的任何一点再也不是所需的长度了。

    当然，对摩登时代早期的环球旅行开拓者的目的来说，再也没有什么能比这一终结的过程更相异的了；他们拓展疆域，而不把它缩小成一个球，当他们呼应远方的召唤时，他们并不打算举步不前。只有事后认识的智慧才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一个物体可以衡量，那么它不可能是无限的，每一次调查将一段距离内的东西集中起来，因而将广漠的距离缩小到了方寸之间。这样，摩登时代早期的地图和航海图预示了技术的发明，通过这些发明，地球上的空间变得伸手可及。在铁路、轮船和飞机将空间缩小、距离拉近之前，已经存在着这种更大、更有效的收缩，它来自人类头脑的调查能力。人类的头脑使用数字、标志和模型，可以将地球的实际距离浓缩和丈量到人类的自然感觉和理解的大小。在我们知道如何围绕地球运行，如何界定人类日常居住的范围之前，我们已经将地球搬进了我们的居室，任由我们的手触摸，并在我们眼前旋转。

    这一事件还有另一方面，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一方面更重要。只有当人们从纷繁的杂事和对眼前的考虑中摆脱出来，与任何事情保持一种距离，人类的调查能力才能发挥作用。他与周围的世界距离愈远，就愈能进行调查和衡量，愈少将尘世的俗气留给自己。这一事实-一地球的变小，这是飞机发明的一个结果，即使地球表面连成一体的结果--对一般现象来说，就像一种象征，它只有不惜在人和地球之间设置一个距离，使人相异于他周围的尘世，才能使地球的距离缩短。

    马克斯·韦伯甚至在"内在世俗的禁欲主义"的名义下将其指称为新资本主义精神的内在源泉的宗教改革，这一完全不同的事件最终以相似的异化现象直面于我们，这一事实也许是令许多历史学家很难不相信鬼怪、恶魔和时代精神的巧合之一。令人炫目和困惑的是截然相异中的相似性。这一内在世俗的异化，无论在动机还是内容上都与地理大发现固有的地球和对地球的征服无关。此外，马克斯·韦伯在其著名的论文中指出的这一内在世俗异化的历史事实，不仅在来自路德和加尔文恢复基督教信仰的不妥协的外在世俗性的新的道德中表现了出来，而且也在（尽管在一种截然不同的水平上）征用农民的土地上表现了出来，这是一种没收教会财产的意想不到的结果，因而也成了封建制度崩溃的最重要的因素。当然，去猜测我们的经济进程若无这一事件--其影响促使西方人进入了这样一种发展，在这一发展中，所有的财产权都在其没收的过程中被摧毁了，所有的东西都在其生产过程中消耗殆尽，世界的稳定在一种不停的变化中遭到了破坏--会变得怎么样是没有根据的。但是，这些猜测在其提醒我们历史是一个一系列事件而非暴力或可预测进程的思想的故事这一程度上还是有意义的。当把这些猜测作为反对现实的观点，并认为这些猜测具有实证的可能性和逻辑性时，那么这些猜测便是没有根据，甚至是危险的，因为就定义而言，这些猜测的数目不仅是不确定的，而且它们也未涉及事件的具有实质性的、令人意想不到的一面，并以花言巧语对这一缺陷加以弥补。这样，它们仍然是一种纯粹的幻觉，不管它们的风格是如何缺乏想像力。

    为了不低估这一过程在数世纪几乎一帆风顺的发展之后已经具有的势头，最好对战后德国所谓的"经济奇迹"（只是在一种过时的参照框架看来是一种奇迹）作一反思。德国的例子明白无误地表明，在现代条件下，剥夺人民、摧毁物质、蹂躏城市会变成一个不仅仅是恢复过程，而且也是较迅速和有效地积累财富的过程的强有力的刺激因素，只要这一国家的现代化程度达到足以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