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了。儿童们在这一刻的真正发现是什么呢？海伦·凯勒在此以前已经学会了把某物或某一事件与手语字母的某一信号联结起来。在这些事物与某些触感之间的一种固定联结是在此以前就被建立起来了的。但是一系列这样的联结，即使被重复和扩大，仍然不是对人类言语及其意义的理解。要达到这样一种理解，儿童们就必须作出一个新的和远为重要的发现，必须能理解到：凡物都有一个名称——符号的功能并不局限于特殊的状况，而是一个普遍适用的原理，这个原理包涵了人类思想的全部领域。在海伦·凯勒那里，这个发现是突如其来的。她是一个七岁的女孩，除了某些感觉器官的缺陷以外，有着极为良好的身体状况和高度发达的智力。但是由于疏忽了对她的教育，她在智力上一直极为迟钝。后来，突然出现了决定性的发展，就象产生了智力的进化——这个孩子开始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世界了。她懂得了，词的用途不仅是作为机械式的信号或暗号，而是一种全新的思想工具。一个新的天地展现在眼前，从今以后这个孩子可以随心所欲地漫步在这无比宽广而自由的土地上了。

    这同样也可以在劳拉·布里奇曼的例子中得到证明。虽然她的故事较不引人注意。在脑力以及智力的发展两方面，她都大大地低于海伦·凯勒。她的生活和教育没有我们在海伦·凯勒那里看到的那种戏剧性成分。然而在她们两人那里，存在着同样的典型因素。当劳拉·布里奇曼学会了手势字母的用处以后，她也突然地达到了这一点，即她开始理解了人类言语的符号系统。在这方面我们看到了这两个例子的惊人相似性。劳拉·布里奇曼的第一个教师德鲁小姐写道：“我永远不会忘记她懂得了手势字母用处后的第一次进餐的情形。她所摸到的每件东西都必须有一个名称；我不得不招呼某个人来帮我伺候别的孩子进餐，因为她使我忙于拼写新词。”

    符号系统的原理，由于其普遍性、有效性和全面适用性，成了打开特殊的人类世界——人类文化世界大门的开门秘诀！一旦人类掌握了这个秘诀，进一步的发展就有了保证。显而易见，这样的发展并不会由于任何感性材料的缺乏而被阻碍或成为不可能。海伦·凯勒达到了极其高度的智力发展和理智文化这一例子，就清楚而无可辩驳地向我们证明，人这种存在物在建造人的世界时是不依赖于他的感性材料的性质的。如果感觉主义的理论是正确的，如果每个观念只不过是一个原始感官印象的暗淡摹本，那么聋哑盲儿童的状况就一定是绝望的了，因为他们不具备人类知识的这个源泉，仿佛就象被从现实界中放逐了出去一般。但是如果我们研读了海伦·凯勒的自传，那么马上就会意识到这是不真实的，并且我们还同时知道它为什么是不真实的。人类文化并不是从它构成的质料中，而是从它的形式，它的建筑结构中获得它的特有品性及其理智和道德价值的。而且这种形式可以用任何感性材料来表达。有声语言Vocal

    language比摸触语言tactilelanguage有着更大的技能上的进步，但是后者在技能上的这种缺陷并没有抹杀它的基本效用。符号思维和符号表达的自由发展，并不会由于摸触记号tactile

    signs取代了有声记号vocal

    signs而受到阻碍。如果这个孩子成功地领会了人类语言的意义，那么在什么样的特殊表达材料中这个意义更容易被理解，那是无关紧要的。正如海伦·凯勒的事例所证明的，人能以最贫乏最稀少的材料建造他的符号世界。至关重要的事情不在于个别的砖瓦而在于作为建筑形式的一般功能。在言语的领域中，正是言语的一般符号功能赋予物质的记号以生气并“使它们讲起话来”。没有这个赋予生气的原则，人类世界就一定会是又聋又哑。有了这个原则，甚至聋、哑、盲儿童的世界也变得比最高度发达的动物世界还要无可比拟地宽广和丰富。

    由于每物都有一个名称，普遍适用性就是人类符号系统的最大特点之一。但是，它并非是唯一的特点。与这个特点相伴随相补充并且与之有必然关联，符号还有另一个显著特点：一个符号不仅是普遍的，而且是极其多变的。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语言表达同样的意思，甚至在一门语言的范围内，某种思想或观念也可以用完全不问的词来表达。一个信号或暗号总是以一种确定而唯一的方式与它所指称的事物相联系的。任一具体的和个别的信号都是指称一个确定的个别事物的。在巴甫洛夫的实验中，那些狗能轻易地被训练成只有在给定某些特定记号时才敢吃食；它们只有在听到一个可以由实验者任意选定的特殊声音时才会进食。但是，这并不象人们通常所解释的那样就表明它相似于人的符号系统；恰恰相反，它与符号系统乃是相对立的。真正的人类符号并不体现在它的一律性上，而是体现在它的多面性上。它不是僵硬呆板而是灵活多变的。诚然，对这种易变性的充分认识看来是在人类智慧文化发展很久以后才达到的。原始人的智力就几乎从未达到过这种认识。在那里，符号还被看成是事物的一种性质，就象事物的其它物理性质一样。在神话思想中，神的名字乃是神的本性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不能用神的真正名字来称呼它，那么符咒与祈祷就都是无效的了。这也同样适用于符号化的活动。宗教的典礼、献祭，如果要有效力的话，总是必须以同一不变的方式和同样的程序来实行。儿童们在第一次知道并不是一物的每一名称都是一个“专有名称”，同一事物在不同的语言中可以有完全不同的名称时，常常会被弄得晕头转向。他们往往认为：一个事物“就是”它所被称呼的。但这仅仅是最初的一步。每个正常儿童都会很快懂得，可以用不同的符号去表达同样的愿望和思想。而这种多样性和易变性，显然是动物世界所没有的。早在劳拉·布里奇曼学会说话以前，她就已逐步形成了一套非常古怪的表达方式，形成了她自己的一种语言。这种语言不是由音节分明的语音所构成，而是由各种可称为“情感叫嚷”emotional

    noise的叫声所构成的。她在某些人面前习惯于吐出这些声音。这样，这种声音就变得完全个别化了，对于周围的每一个人她都用一种特殊的叫声来致意。利伯博士写道：“每当她不期而遇地碰到一个熟人时，我发现她在开始说话以前总是反复地对那人嚷着一个词，这是表示高兴地打招呼”。但是当这个孩子利用手势语懂得了人类语言的意义时，情况就变了。这时这种声音真正成了一个名称：这个名称并不局限于某一个别的人，而是只要环境需要就能改变的。例如有一天劳拉·布里奇曼收到了她以前的教师德鲁小姐的一封信，这时德鲁小姐因为结了婚已经成为莫顿夫人了。信中邀请劳拉·布里奇曼去作客，这使她非常高兴。但是她挑剔地找德鲁小姐的岔子，因为后者在信上的签名是用她出嫁前的姓而没有用她丈夫的姓。她甚至还说，现在她必须为她这位教师创造另一种叫声：因为对德鲁的叫声一定是不同于对莫顿的叫声的。十分清楚，原先那种“叫声”在这里已经经历了一个重要的和十分有趣的意义上的变化：它们不再是与某一特殊的具体场景联在一起的特殊音调了，而是成了抽象名词。因为被这个儿童想象出来的新名字不是指称一个新的个人，而是指称在一个新的关系中的同一个人。

    我们这个一般问题的另一重要方面现在显现出来了——关系的思想依赖于符号的思想。没有一套相当复杂的符号的体系，关系的思想就根本不可能出现，更不必谈其充分的发展。把对关系的单纯意识看成是预先假定了一种理智的活动、一种逻辑的或抽象的思想活动，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这样的一种意识，甚至在最初的知觉活动中就已是必要的了。感觉主义理论惯于把知觉看成是简单感觉材料的精细加工成果。持这种信念的思想家往往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感觉本身决不仅仅只是许多孤立印象的集合和堆积。现代格式塔心理学已经修正了这种观点并且证明，即使最简单的知觉过程也已经暗含了基本的结构要素以及某种样式或形相configurations。这个原理既适用于人类世界，也适用于动物世界。甚至在相当低级的动物生命阶段，这些结构要素——尤其是空间的和视力的结构——也已经被实验所证实。因此，单纯的关系意识不能被看成是人类意识的特性。然而，我们在人那里确实发现了一种在动物世界所没有的特殊类型的关系思维。在人那里已经发展起一种分离各种关系的能力——即在其抽象意义上考虑那些关系的能力。要把握这种〔抽象〕意义，人不能再依赖于具体的感觉材料，即视觉的、听觉的、触觉的及动觉的材料，而要考虑这些关系“本身”——如柏拉图所说，就其本身αúτó

    καθ’αúτó来考察它。几何学就是人类理智生活中这种转折点的典型例子。即使在初等几何学中，我们也已不限于对具体的个别事物的理解了，在那里我们并不关心物理事物或知觉对象，我们是在研究普遍的空间关系，我们有一套适当的符号系统来表示这些关系。没有人类语言这一准备性的步骤，这样的成就是不可能的。在所有那些培养动物抽象化或普遍化过程的实验中，这一点已经变得十分明显。苛伊勒成功地证明了，黑猩猩具有对两个或更多的物体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对一个特殊的物体作出反应的能力——在两个装有食物的盒子面前，黑猩猩由于先前的一般训练总是挑选较大的盒子——即使被选中的这个盒子在先前的实验中可能是作为一对中较小的一个而被抛弃的。与此相似，它们也具有不是对某一特殊的盒子而是对较近的东西、或较亮的、较蓝的东西作出反应的能力，这都是实验所证实了的。苛伊勒的研究成果被更大的一些实验所确认和引伸。这表明，高级动物具有历来所谓的“对知觉成分加以分离”的能力，它们具有从实验场景中挑选出特殊的知觉特性并随而对之作出反应的潜能。就这种意义而言，动物是能够从大小和形状中抽象出颜色，或从大小和颜色中抽象出形状来的。在柯茨小姐Kohts所作的一些实验中，一只黑猩猩能够从一大堆在视觉性质上极端不同的东西中挑选出那些有某一共同性质的东西来；例如它能够挑出所有那些具有某一特定颜色的东西并把它们放在一只试箱中。这些例子似乎证明了，高级动物具有休谟在其知识论中称之为能进行“理性的区分”这样一种过程的能力。但是所有从事这些研究的试验者也都强调这种过程的罕见性、粗糙性和不完善性。动物即使在学会了挑选出某一特殊的特质并且竭力想得到它时，也仍然会犯各种形式的稀奇古怪的错误。即使在动物世界中有某种理性区分distinctio

    rationis的痕迹的话，那么也仿佛已被消灭在萌芽状态了，它们不可能得到发展，因为它们不具有人类言语和符号的体系这种无价的和确实不可缺少的帮助。

    第一个认清这个问题的思想家是赫尔德。作为一个研究人性的哲学家，赫尔德希望完全用“人的”话语来提出问题。为了反对语言有超自然的或神赐的起源这种形而上学或神学的论点，赫尔德以对问题本身作批判的修正为出发点：言语不是一件物体，不是一个我们可以寻出自然的或超自然原因的物理事物。它是一种过程，是人类心灵的一种一般功能。从心理学上讲，我们不可能用十八世纪的一切心理学派所用的术语来描述这种过程。在赫尔德看来，言语并不是理性的人为创造物，也不应当被解释为是一种特殊的联结机制。赫尔德在试图阐明语言的本性时，把他的全部重点都放在他所谓的“反思”上。反思或反省的思想是人的这样一种能力，即人能够从混沌未分、漂浮不定的整个感性现象之流中择取出某些固定的成分，从而把它们分离出来并着重进行研究。

    “当人的心智力量行使得如此自如，以致他仿佛能从他所有通过感官获得的感觉洪流的整个海洋中分离出一股波浪，而且能够暂时止住这股波浪而仔细注视它，并且还意识到这种注视——这时人就显示出了反思。当他从涌向他诸感官的全部游离恍惚的意象梦景中，能够集中于醒着的一瞬，自动地细想一个意象，清晰地并更加宁静地观察它，并且抽象出能够向他指明对象是这个而不是另一个的特征时——这时人就显示出了反思。由此，当人不仅能逼真地或清晰地察觉所有的性质，而且当他能清楚地认识到这些性质中的一个或几个性质是与众不同的性质时——这时人才显示出了反思。……那么靠什么样的方法才能使这种清楚的认识发生呢？通过人必须加以抽象的一个特征，而这个特征，作为意识的一个分子，清晰地呈现出自身。好了，让我们大声说：我们找到了！意识的这个最初字母initial

    character就是灵魂的语言。人的语言由此而创生。”

    这里更多地表现为诗意的生动描写，而不是对人类言语的逻辑分析。赫尔德关于语言起源的理论仍然是完全思辨式的。它既不是从关于知识的一般理论着手，也不是从对经验事实的观察着手，而是把论据建立在他对人性的理想以及他对人类文化的特征及发展的深刻直观之上。但尽管如此，这个理论仍然包含着最有价值的逻辑和心理学因素。长期以来被人们所研究并精确地描述的那种在动物中存在的一切普遍化或抽象化的过程，明显地缺乏赫尔德所强调的那种与众不同的标记。然而晚近以来，赫尔德的观点从一个完全不同的方面得到了颇为意想不到的澄清和支持。在语言的精神病理学领域中的新近研究已经得出这样的结论：由于大脑损伤而引起的言语〔能力〕的丧失或严重损害，绝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这样一种缺陷改变了人的行为的全部特性。患有失语症或其它同源病症的病人不仅丧失了对语词的运用能力，而且整个的人都经历了相应的变化。这样的变化在他们的外部行为中是几乎观察不到的，因为在外部行为中他们总是以相当正常的方式来行事。他们能够胜任日常生活的各种工作，有些人甚至在所有这一类的实验中都发挥出相当高的技能。但是一当问题的解决需要某些特殊的理论活动或反思活动时，他们就完全不知所措了。他们不再能用一般的概念或范畴来思考，由于丧失了对普遍物的把握能力，他们只得纠缠于直接的事实和具体的情景。这样的病人是不能完成任何只有依靠对抽象物的把握才能完成的任务的。所有这一切都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它向我们揭示了，赫尔德称为反省的思想是何等地依赖于符号的思想。没有符号系统，人的生活就一定会象柏拉图著名比喻中那洞穴中的囚徒，人的生活就会被限定在他的生物需要和实际利益的范围内，就会找不到通向“理想世界”的道路——这个理想世界是由宗教、艺术、哲学、科学从各个不同的方面为他开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