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思想自由其本身就是一种德行，不能禁绝，则如何更应予以许可呢！而且，我即将指出，其流弊不难由管理世俗事务的当局来遏制，更不用说这种自由对于科学与艺术是绝对必须的，因为，若是一个人判断事物不能完全自由，没有拘束，则从事于科学与艺术，就不会有什么创获。

    即令自由可以禁绝，把人压制得除非有统治者的命令他们都不敢低声说一句话；这仍不能做到当局怎么想，人民也怎么想的地步。因此，其必然的结果会是，人们每天这样想，而那样说，败坏了信义（信义是政治的主要倚靠），培养可恨的阿谀与背信，因此产生了诡计，破坏了公道。

    强制言论一致是绝不可能的。因为，统治者们越是设法削减言论的自由，人越是顽强地抵抗他们。自然抵抗他们的不是贪财奴，谄媚人的人，以及别的一些笨脑袋。这些人以为最高的超度是把他们的肚子填满，与踌躇满志地看着他们的钱袋。抵抗统治者们的人却是那些因受良好的教育，有高尚的道德与品行，更为自由的人。人们普通的天性是最容易愤慨把他们相信不错的意见定为有罪，愤慨把使人敬上帝爱人的思想定为邪恶；所以他们随时都可以誓不承认法律，阴谋反抗当局，认为有这种目的在心以鼓动叛乱与滋长任何种罪恶不是可耻的，倒是光荣的。人的天性既是如此，所以制裁人的意见的法律对于心地宽宏的人有影响，对于坏人没有影响，不足使罪犯以必从，而是激怒了正直的人；所以这种法律之保留是对于国家有很大的危害的。

    不但如此，这种法律几乎永远是没有用处的。因为认为被禁的意见是正确的那些人不可能遵守这法律；而那些已经以为那些意见是错误的人，把这种法律当做一种特权，洋洋得意，以致即使后来当局想废止这项法律，也没有方法做到。

    除此以外，尚有我们在第十八章中讲希伯来历史的一些点。

    最后，由于教会当局对于神学上繁复的争论用法律来做决定，教会中产生了多少党派！若是人不是惑于希望法律与当局站在他们那一边，希望在喝采的大众的众目睽睽之下压倒他们的对手，希望得到荣耀的地位，他们就不会这样恶毒地竞争，心中也不会有这样的怒火了。理智与日常的实例都给我们以这样的昭示，因为这类的法律指定每人要相信什么，禁止任何人说与此相反的话，写与此相反的文章，其通过制定为法律是对不能容忍开明的人的忿怒所给的慰解或退让。那些人用这样严苛不正当的办法，能够很容易地把大众的专诚变为忿怒，随意指向任何人。

    与其通过无用的法律削损国家，使有才能的人不能见容，不如把群众的怒火加以遏制，不是更好得多吗？这种无用的法律只有崇尚道德与爱好艺术的人才会犯的。把正直的人士像罪犯似的加以流放，因为他们有不同的意见无法隐蔽，一个国家的不幸还能想像有甚于此的吗？我是说，人没有犯罪，没有作恶，只是因为他们开明，竟以敌人看待，置之死地，警戒恶人的断头台竟成一个活动场，在那里把容忍与德性最高的实例拿来示众，加以治权所能想到的污辱，还有比这个更有害的吗？

    自知是正直的人并不怕人按一个罪犯把自己处死，不怕受惩罚；他的心中没有因做了丢脸的事而起的那种恼悔。他认为为正义而死不是惩罚，而是一种光荣，为自由而死是一种荣耀。

    这种人之死有什么用处，所显示于人的是什么呢？他们为大义而死，这是懒汉与愚人所不知道的，是好乱的人所恨的，是正直人所爱重的。从这种光景我们所得的唯一的教训是要奉承迫害人的人，不然就要与被害者同其命运。

    如果不把表面的附和认为高于确信，如果政府要握权握得牢，对煽动分子不被迫让步，那就必须得容许有判断的自由，这样人们才能融洽相处，无论他们的意见会有多大的分歧，甚至显然是互相矛盾的。我们深信这是最好的政治制度，最不容易受人攻击，因为这最合于人类的天性。在民主政治中（我们在第十六章中已经说过，这是最自然的政体），每人听从治权控制他的行动，但不是控制他的判断与理智；就是说，鉴于不能所有的人都有一样的想法，大多数人的意见有法律的效力。如果景况使得意见发生了变更，则把法律加以修改。自由判断之权越受限制，我们离人类的天性愈远，因此政府越变得暴虐。

    为的是证明这种自由不会引起烦扰（统治权的行使很难遏制这种烦扰），并且为证明人们的行动不难使之不越常轨，虽然他们的意见有显著的不同，最好是举一个例子。这样的例子就在目前。阿姆斯特丹城在最繁盛为别人景仰中收获了这种自由的果实。因为在这个最繁荣的国家，最壮丽的城中，各国家各宗教的人极其融睦地处在一起。在把货物交给一个市民之前，除了问他是穷还是富，通常他是否诚实之外，是不问别的问题的。他的宗教和派别认为是无足轻重的。因为这对于诉讼的输赢没有影响。只要一教派里的人不害人，欠钱还债，为人正直，他们是不会受人蔑视，剥夺了官方的保护的。

    反过来说，当抗议的人与反抗议的人之间的宗教上的争议开始为政客们与国家揽到手里的时候，就形成了党派，充分证明有关宗教和企图解决宗教争端的法律其策划意在挑动者为多，改善者为少，并且此种法律产生了极度的放纵。不但如此，前边说过，派别不起源于爱真理，爱真理是礼让与温文的源泉，而是起源于过度的争权之念。从所有这些点看来，真正提倡分派的是那些攻击别人的著作，鼓动好争吵的大众作乱以反对那些著者的人，而不是那些著者自己，那些著者，大致说来，是为有学问的人而著述，只诉之于理智，这是明如晨星的了。事实上，真正扰乱和平的人是那些在一个自由的国家中想法削减判断的自由的人，对这种自由他们是不能擅作威福的。

    这样我已证明：Ⅰ．剥夺人说心里的话的自由是不可能的。Ⅱ．每人可以许以这种自由而不致损及统治权的权利与权威，并且只要人不专擅此种自由到一种程度，在国中倡导新的权利或一反现行的法律而行，每人都可以保留此自由而不致损及统治者的权利。Ⅲ．每人可享受此种自由而无害于公众的安宁，并且不会由此发生不易遏制的烦犹。Ⅳ．每人可以享受此自由而无害于其效忠。Ⅴ．对付思辨问题的法律是完全没有用处的。Ⅵ．最后，给人以这种自由不但可以无害于公众的安宁、忠诚、以及统治者的权利，而是为维护以上诸项，给予这种自由甚至是必须的。因为当人们设法取缔这种自由，不但使行动（只有行动能干犯法律）而且也使人类的意见受到法律的制裁的时候，其结果不过是使受害的人表现为一个殉道者的样子，所引起的是怜悯和报复之情，不是恐怖。这样就败坏了正直与信义，鼓励了谄媚者和叛徒。宗教心强的人得到了胜利，因为对他们的怨恨之心已经让了步，关于他们所宣扬的学说，他们已经得到了国家的核准。因此他们自己僭越了国家的威权与权利，毫不迟疑地说他们是直接被上帝选定的。他们的法律是神圣的，而国家的法律则是属于人的，所以应该听从上帝的法律，那就是说，听从他们自己的法律。人人一定都看得出，这种情形对于公众的福利是没有好处的。因此之故，正如我们在第十八章中所说，一个国家最安全之道是定下一条规则，宗教只是在于实行仁爱与正义，统治者关于宗教的事务之权与关于世俗的事务之权一样，只应管到行动。但是每人都应随意思考，说他心里的话。

    这样我已完成了在这篇论文里我给我自己所定的任务。其次只须请人注意一件事，就是，我所写的没有丝毫我不极其愿意呈之于我国的统治者加以检查与认可；其中如有什么他们断定以为是与法律抵触或对于公众的福利有害的东西，我甘愿撤销。我知道我是一个人，因为是人，是不能免于错误的。但是我已极加小心防止错误，并且是力图与我国的法律、忠诚、道德完全不相违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