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要尽职，无一例外。所有这些例子都是证明，自来都是使宗教合乎公众的幸福的。也许有人要问：那么，基督的门徒既是平民，他们有什么权传布一种新的宗教呢？我的回答是，基督授权于他们以抗不洁的人（见《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一节），他们是凭此权以传布一种新教的。我在第十六章中已经说过，大家都必须服从一个暴君，除非他们已经通过确切的启示得到上帝的诺言，帮助抵制那个暴君。所以，除非有做出奇迹的本领，切不可以使徒为榜样。基督对他的门徒们的命令使这一点更加明白。那命令说：“不要怕那些杀害身体的人”（《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二十八节），如果这道命令是加之于每个人，那就白有政府了，所罗门的话（《箴言》第二十四章第二十一节）：“我的儿子，要怕上帝与国王”，就是对神不敬的了，这话当然不是对神不敬的。所以我们必须承认基督给他的门徒们的权只是给他们的，别人不得以此为例。

    有些人要把世俗之权与宗教权分开，把前者置之于君主的控制之下，把后者置之于全基督教会的控制之下，我不暂时停住，把这种议论加以讨论。这种主张毫无价值，不值一驳。但是有件事情，不能略过不提，那就是，如果这些人以犹太高级祭司为例（高级祭司在古代有权行使神圣的职权），只图支持他们悖逆的意见（请恕我用严厉的字眼），那他们是大错而特错的。高级祭司不是由摩西的法令以获得他们之权吗（我已说过，摩西保有唯一统治之权）？不能用同一方法把权自他们的手中剥夺吗，摩西自己不仅挑选了亚伦，也挑选了他的儿子以理撒与他的孙子费尼斯，并且把行使高级祭司的职务之权授与他们。此权后来为高级祭司们所保留，但是他们仍是摩西的代表，也就是统治权的代表。我们已经说过，摩西没有留下承继他的统治的人，而是把他的特权分配了，使继他之后的人好像可以比作摄政的人，摄政的人在国王不在但是没死的时候，处理政务。

    在第二个联邦里，高级祭司们在又得了君权之后，他们是有绝对权的。所以高级祭司之权总是有赖于君主的命令的，并且高级祭司们在也变为统治者之前是没有拥有此权的。关于宗教事物之权永是绝对地受国王的控制（我将在本章之末对此加以说明），只有一件事除外，那就是，他们不许亲自在神殿中执行神圣的职务，因为他们和亚伦不是一家，因此被人认为是不洁。在一基督教社团中，这种限制不会是有效的。

    所以我们深信，每天有的敬神的仪式（行这仪式，并不需要一特别的世系，而是只需要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并且有统治权的人，不能屏除于此仪式之外，以为他们是不洁）只是在统治权的控制之下，除统治权或统治权许可以外，没人有权领导敬神的仪式，选别人行仪式，划清或巩固教会的基础与教义，裁断有关道德或敬神的行动的问题，收任何人入教会或把他逐出教会，以及赡给穷人。

    这些主张不但证明是真的（我们已经指出），而且为维护宗教与国家，也是必须的。我们都知道神权在一般人的心里是多么重要，人人是多么倾听神权当局的话。我们甚至可以说，掌握此权的人，对于一般人的心，最有势力。

    所以，凡想自操统治权的人手中剥夺此权的人，就是想分裂国家。国家分裂必然就会发生争辩与争斗，像从前犹太国王与高级祭司之间，就是如此，并且想法使争端平息下来也是枉然。不但如此，想法自统治者剥夺此权的人，我们已经说过，其目的是在为其自己争权。如果不予统治者以此权，那么统治者又有什么，留待他决定呢？如果他必须问另外一个人他相信是有利的，是敬神的，还是不敬神的，当然战争或和平他就不能决定了。有权裁断什么是敬神的或不敬神的，对或不对的人，事事自然是随这一个人裁决。

    当此权绝对地给与罗马教皇的时候，他渐渐地获得了对国王们完全的控制，到最后他登上统治的绝顶；君主们，特别是德国的皇帝们，无论怎么设法削减他的权势，即使是分毫，也毫无效果。正相反，他们的这种努力大大地增加了他的权势。凡君主用火与剑所办不到的，教士们一动笔就可以实现；由此我们不难明白，教会所操的力量与权势是什么，以及君王们自己保留这种特权是多么重要了。

    如果我们把上章中所说的仔细想一想，我们就可明白，此权的保留大有助于宗教与虔敬的滋长；因为我们说过，预言家们自己虽然赋有神与的功能，仅是平民而已。他们随意警戒、责备、痛斥、因此激怒了人民，而不能使人民有所改善，而国王们借警告与惩罚很容易使人曲从他们的意志。还有一层，国王们自己因为不绝对操有这些权，常常与宗教脱离，把几乎所有人民带走。在奉基督教的国家里，由于与此同样的原因，常常发生与此相同的事情。

    也许有人要问：“但是如果操统治权的人愿意作恶，正当的为敬神而战的人又是谁呢？统治者仍然应该是解释宗教的人吗？”我用反问以答他们道：“如果教士们（他们也是人，也是平民，他们应该只管他们自己的事），或者如果由于推荐，而委以神权的一些别的人，甘心作恶，仍然应该认为他们是正当解释宗教的人吗？”毫无疑问，如果君主们想恣意作乐，无论他们是否控制宗教上的事务，整个的国家，宗教方面与世俗方面，就要趋于毁灭，而且如果平民作乱以争神权，国家就要亡得快一点。

    由此看来，剥夺君主们的这种权力，不但一无好处，而是正相反，大祸就随之而起。因为这样，统治者们就势必作起恶来，国家遭到伤害与损失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而不是或然的或可能的。无论我们是顺到理论，或国家的安全，我们不得不主张神权，也就是控制宗教事务之权，绝对有赖于君主的法令，君主是神权的合法的解释人与保护者。所以上帝的教义的真正的教士是那些教人民服从统治权以敬神的人，宗教是借统治者的法令以合于公众的幸福的。

    奉基督教的国家，关于这些宗教之权，常有争议，我尚须指出其原因何在；而希伯来人，据我所知，对于这个问题从来没有任何疑问。那么明显，那么重要的一个问题，竟像这样悬而未决，世俗事务的统治者，不有争议，永不能获得此特权，甚至没有叛乱的大的危险与宗教上的伤害，永不能获得此特权，看来是极其荒谬的。如果这种情形的原因立刻看不出来，我不难相信，我在本章中所说的话只是空谈，或是永不会有什么实际用处的一种思辨推理。可是，如果我们把基督教的创始仔细想一下，原因立刻就显现出来。基督教最初不是由国王们，而是由私人，来布道的。那些私人违背统治他们的握权的人的意旨，有一个很长的时期常常是在秘密的教堂中集会，创制与举行敬神的仪式，不顾国家，自行解决断定他们自己的事务。在此很多年之后，当宗教为当局担荷的时候，教士们不得不按他们对宗教所下的规定来教皇帝们自己。因此他们很容易地得到承认是宗教的教师与解释人，教会的教士被人认为是上帝的牧师。教士们密切地注意信基督教的国王们不要夺取教士之权，其所用的方法是不让宗教的主要的教士以及最高的解释者结婚。他们达到目的另外的办法是使宗教的教条繁多，使教条中混有哲学，以致他们的最高的解释者非是一个精通哲学与神学的人不可，得有闲暇以做许多无谓的思辨。这是只有一个私人有许多的时间才能办得到的。

    希伯来人的情形与此大不相同。因为他们的教会与他们的国家是一个时候创始的。而且他们的绝对的统治者摩西把宗教传布给人民，为他们制敬神的礼节，为他们选派教士。这样说来，王权对人民是很重要的，国王们紧紧地握住他们的宗教的特权。

    虽然在摩西死后没人握有绝对之权，可是裁决宗教与世俗事务之权是操在世俗的元首的手中，这一点以前我已经说过了。而且，为的是学习宗教与敬神，人民必须向最高法官请示，正不亚于不得不向高级祭司请示（《申命记》第十七章第九、十一节）。最后，虽然国王们的权没有摩西的权大，几乎关于教士的整个安排与选定有赖于他们的裁决。所以大卫制定了全部神殿的礼仪（见《历代志》上第二十八章第十一、十二等节）；他从利未人中挑了两万四千人来作圣赞诗，其中的六千人形成一组，从中挑选士师与官长，四千人是守门的，四千人奏乐器（见《历代志》上第二十三章第四、五节）。他还把他们分做一些队（队长由他来选），这样每一队在一定的时候轮流行敬神的礼。他把祭司们也分为那么些队；我不把这个详尽地加以叙述，请读者参看《历代志》下第八章第十三节，在那里写道：“所罗门按摩西的吩咐，照着每日一定的量向主献燔祭。”又在第十四节中说：“他照着他父大卫的命令，派定祭司的班次，使他们各供己事……因为神人大卫是这样吩咐的。”最后，这位史家在第十五节中作证：“吩咐众祭司和利未人的，无论是管府库或办别的事，他们都不违背。”国王们的这些以及别的一些记载十分明显，宗教的全部仪式和教士之职完全有赖于国王的命令。

    上边我说过关于推选高级祭司不经中介直接请示上帝，把在国王当政的时候预言的那些预言家们定罪，国王们的权没有摩西的权大；我之这样说，只是因为预言家们，由于他们的使命，可以选定一个新的国王。并且赦免弑君的罪，不是因为他们能够把一个犯法的国王置之于法，或者能够适当地对他采取什么行动①。

    ①我在这里必顺请特别注意在第十六章中所说的关于权利的话。

    所以，倘若没有借一种特别的启示可以赦免弑君之罪的预言家们，国王们就对于宗教与世俗的事物有绝对之权了。因此之故，近代的统治者们没有预言家，也绝不必接待预言家（因为他们不受犹太法的约束），他们是绝对有宗教的特权的，虽则他们不是不娶的。而且，如果他们拒绝让宗教的教义过于加多或与哲学相混，他们将永远握有此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