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去过酒吧喝酒吗？”或者“你记得星期一在河上划过船吗？”我们一直问到他记住为止，然后再往后一天。越往后花费的时间越长。我想大约花了两个钟头他才记起了从楼梯上跌下的事。
问题在于，他也许因为这桩事件而失去一些脑力。史蒂芬决定：“我要把这一点弄清，看有没有发生严重的损害。我要进行智力测验。”因此，他参加了智力测验并理所当然通过了。他大约得了200或250分，所以一切都没问题。
德瑞克·鲍尼
我们到了毕业考时的确有些吓人，为获取荣誉学位，要在四天之内从早晨到下午不停地把三年来所有功课考完。我们四人决定每天晚上去不同的饭馆吃饭，我们只吃饭而不谈功课。
我记得，我们之中三人在最后一个晚上非常沮丧。史蒂芬认为他不会得到一等。里查德认为他甚至连三等都捞不着。我核计自己得不到二等。高登则显得兴高采烈，他想他得到了一等。
这样，我们之中三个人很沮丧，一个人极其快乐。而实际上，我们所有人都错了。史蒂芬得到一等；我得到了二等；里查德得到了三等；而高登没得到一等，他得到了二等。所以四个人全都错了。
第二天大清晨我收拾好箱子， 非常匆忙地坐上9点10分的火车离开牛津。因为在牛津的日子是我的黄金岁月，所以我不想见到曲终人散的结局。
史蒂芬·霍金
因为我很疏懒，所以预备只回答考试中理论性的物理问题，而避免需要死记硬背的问题来通过大考。我考得不是很好，处于一等和二等的边缘。
我还得参加口试才能决定最后成绩。他们询问我未来的计划。我回答说要做研究。如果他们给我一等则上剑桥。如果给二等则留在牛津，他们给了我一等。
伊莎贝尔·霍金
我记得他在牛津的第三年，自己就开始注意到手不像过去那么灵活了，情况变得有点困难。但他没有告诉我们。我对他很忧虑，我们把它归因于考试压力以及年轻人的一般困难，所以并没有意识到它的严重性。
我想那是发生在夏季学期的事，在他期终考后正要回家之前，他头朝下从楼梯跌了下来。他总是头冲下摔跤。我告诉他必须去看医生并做反射试验，看看摔坏了什么没有。这样他看了一次病。
后来他要和一位朋友去伊朗（波斯）。那时候必须二十一岁才算成年，我们其实有点担心。他虽然还不到二十一岁，实际上已经长大了，而同行的朋友经验丰富，以前还去过波斯。这位朋友的父母写信给我们说，他儿子了解一切并请我们完全放心。
我们就这么同意了，于是他们出发去了当时还叫做波斯的地方，他们玩得非常愉快，史蒂芬还写了两封信回来。他在最后一封信中告诉我们，他正要离开德黑兰去塔伯里兹。我不知道这封信在路上耽搁了多久，但是他告诉我预定到家的日期，他准备从伊斯坦堡搭学生火车回来。
此后便音讯全无。接着在德黑兰和塔伯里兹之间发生了非常严重的地震，我们有三周时间没有得到他的任何消息。那是一段恐怖的日子，我们和外国机关接触，他们只告诉我们这次地震没有涉及任何英国人。但是，我们知道地震正好发生在史蒂芬要上车的地方。
三周以后，他回到了黎巴嫩前线。他搭的公车颠簸得很厉害，所以史蒂芬通过这段地震地带时竟然没注意到地震。但当他到达塔伯里兹时，病得十分厉害，以至于必须下车。他的朋友和他待在一起，并且在塔伯里兹看了一次病。可是他们仍然没听到地震的消息，由于他们是陌生人，大家认为他们不会对此感兴趣。所以他们一直不知道。
他终于回到家时显得病恹恹的。然而这次病并不是他后来的病因；他在很久前已经病了。他只是不知道，至少我们都不知道。但是这次病是一大挫折，他的病情无疑因此而恶化了不少。
玛丽·霍金
我们有一次谈论到为什么不能沿着直线走，也许是前夜喝了太多啤酒的现象。史蒂芬说他曾经试过而他从来走不了直线。他不认为那会是什么问题。
1962年秋天，史蒂芬·霍金上了剑桥，但是他的健康在往后几个月中更恶化了。
史蒂芬·霍金
我过完二十一岁生日之后不久就进医院检查。他们从我的手臂取出肌肉样品，把电极插到我的身上，把一些放射性不透明流体注入我的脊柱中，一面使床倾斜，一面用X光来观察这流体上上下下流动。我被诊断得了ALS病，肌肉萎缩性侧面硬化病，或者英国人称作运动神经细胞病。
我意识到我得了一种可能在几年内致死的不治之症，这确是一大打击。我怎么会那么倒霉呢？怎么这种病会发生在我身上呢？
肌肉萎缩性侧面硬化病在美国被叫做庐伽雷病，这是以患该病而死于1941年的纽约洋基队一垒手命名的。该病引起神经细胞逐渐瓦解，这些神经细胞位于脊柱和头脑内以控制随意肌肉的活动。头脑思维不受影响。通常固呼吸肌肉失效，导致肺炎或窒息而死。
伊莎贝尔·霍金
那一年非常寒冷，委鲁拉明水池也全结冰了。我们都去滑冰。史蒂芬滑得不错，不过那时候他和我滑得很靠近。他的技术不是很高超，我也不是。
后来他摔倒下去，并且爬不起来。他很明显有某种严重的毛病。我把他扶到咖啡厅取暖，他告诉了我一切。
我坚持要去见他的医生。因为我觉得不管还能活多久，总有人能做些什么，至少应该使人感到好过一些。
我现在不想提到这位医生的名字，我是在伦敦的诊所见到他的。他对我居然会不辞辛苦去拜访他而感到惊讶。我毕竟是史蒂芬的母亲！虽然他相当和善，并且非常客气招待我。他说：“是的，这是非常令人伤心的。这么一位优秀的青年，在他的生命颠峰横遭不幸，真是令人惋惜。”
我当然问他：“我们有办法吗？我们可以对他施行生理治疗或者任何有助的方法吗？”
这位医生说：“我毫无办法。情形大致就是如此。”
当然，当我丈夫得知此事，他必定要去找和他不同专长的医生来诊断。他们确认二者必居其一，也许是可以切除的脑肿瘤，也许是这种病。
他们诊断的结果是：“他也许活不到两年半的时间。”
德瑞克·鲍尼
史蒂芬总是非常笨拙，但是我认为大家不以为这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他在牛津第三年快结束时，有一回在宿舍从楼梯上跌下来。然而，没有人认为这有何不寻常。
我后来有一次到牛津，想找人共进午餐，但是都没有人在。然后正巧，史蒂芬刚好进门来。他慷慨地去买饮料回来，并放到桌子上。在放下他的啤酒时把它泼出来了。
“天哪，”我说，“怎么这时候喝啤酒！”
然后他告诉我，他在医院里住了两个礼拜，做了一系列检查并被诊断出了什么毛病。他非常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他的身体将逐渐运转不灵。他们还告诉他说，最后他的身体会像植物一样，只有思维仍然是完好的，但是他将不能和外在世界沟通。他说最后只有他的心脏、肺和头脑仍能运行。此后他的心脏或肺也会失效，他就会死去。
他告诉我，这是不治之症，它是完全不可预见的，可能在短期或长期内稳定下来，但是永远不可能变好，根本不知道会在六个月内或二十年内死去。可是他得这病时年龄比大多数病人更年轻得多，他们怀疑他会更早而不是更晚死亡。
这个消息无疑是晴天霹雳，但是我的反应对于霍金而言却无济于事。我很清楚知道，他没有信仰，这使我更加难过。因为我知道霍金会质问自己：“为什么是我？为什么得这种病？为什么是现在？”
他只能淡然接受这即将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就我所知他在那时开始进行一些研究。大约十八个月后皇家学会发表了他的一篇论文，在该文中对霍伊尔教授的最新引力理论做了些微改正。后来霍伊尔为此表示感谢。这是他研究生涯的开始。那时他仍然是一名研究生，尚未取得博士学位。
伊莎贝尔·霍金
爱德华当时只是一个小孩子，我想他并不十分留意。但是由于大家的注意力都在其他地方，爱德华就没得到他那个年纪应得到的关心。他因此而受苦，尽管他是没感到痛苦的受苦者。而玛丽和这件事接触较多，史蒂芬患病时她待在医院里，所以她也受了苦。
而我的丈夫深受折磨。但是我们终究战胜了它。虽然我丈夫还是死了，但他不是因此事而死去。其他的人也都健在。
我不知道史蒂芬是否意识到，当他患病之初他父亲如何苦思焦虑。他所做的一切努力当然没有告诉史蒂芬，诸如和卡尔顿·伽兹杜塞克联络。他因为研究一种叫做库鲁病而获得诺贝尔奖。库鲁病发生在婆罗洲之类的地方，这是由食人肉而传染的，英国根本不会发生这种事。
史蒂芬·霍金
我在那个时期的梦想受到不小的干扰。在诊断出病之前我对生活已经非常厌倦了。似乎没有任何值得做的事情。但是在我出院后不久，我做过一次自己被处死刑的梦。我忽然意识到，如果我被缓刑的话还有许多事情值得做。
我得病的一个体验是：当一个人面临早逝的可能，就会体验到活下去是值得的。
德瑞克·鲍尼
有一天晚上我和他坐在那里，他问道：“你读过约翰·但恩的哀歌没有？”我认为但恩的哀歌是我一生中读到的最美的情诗，而且极其坦率。如果不是约翰·但恩的作品，则毫无疑问会被归类成色情类。所以当史蒂芬开始谈论这些时，我记得当时心里想道：“好孩子，是什么原因使你变成这样子？”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忽然对但恩的诗这么有兴趣。原来，大约在这个时候，他邂逅了他的妻子——简，尽管我们还被蒙在鼓里。
1963年1月， 在圣阿尔班斯的新年酒会上，史蒂芬·霍金遇到了毕业不久的简·瓦尔德。这正是在他要进医院检查之前。次年秋天，简开始在伦敦学习语言。
史蒂芬·霍金
因为我估计自己活不到完成博士论文，所以看来做研究已没有什么意义。然而，疾病随着时间流逝似乎缓和了下来。我开始明白广义相对论，并在研究上获得进展。但是真正使我生活改观的是我和一位名叫简·瓦尔德的女士订婚。这位我有了活下去的目标。也就是说，如果我要结婚就必须有一份工作。
1965年史蒂芬·霍金申请剑桥凯尔斯学院，他得到一份研究奖学金。 同年7月他和简·瓦尔德结婚。他们的第一个儿子罗伯特出生于1967年，女儿露西出生于1970年，而第二个儿子提莫西出生于1979年。
伊莎贝尔·霍金
史蒂芬已经病了。简知道这些，这是史蒂芬的又一次好运：适逢其时遇到适当的人。史蒂芬曾经极其沮丧。他被告知最多只能再活二年半后，并不想继续用功。可是结识了简使他真正奋发起来。他开始用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