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我和一群露营的人住在山上，我独自漫步回来，发现大家正在热烈地进行一场形而上学的争论。争论的主题是一只松鼠——一只活松鼠假定它攀着一棵树干的一面，而又想象有一个人站在树干的另一面。这人绕着树快跑想看那松鼠，但是不论他跑得多么快，那松鼠总是用同样的速度跑到反面去，松鼠和那人中间总是隔着一棵树，一点也没有让他看到。最后，产生这样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这个人是否绕着松鼠走？人的确是绕着树走，而松鼠是在树上，但人是绕着松鼠跑的吗？在野地里，有的是空闲时间，争论来，争论去，再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大家各袒一方，并且都很固执。两边人数相等。我一出现，他们都争取我，来取得多数。记得经院哲学家的箴言说，一旦遇到矛盾，一定要找出差别来。我当时立刻寻找，就找到了这样一个差别。我说：“哪一边对，要看你们所谓‘绕着’松鼠跑的实际意义是什么。要是你们的意思是说从松鼠的北面到东面，再到南面和西面，然后再回到北面，那么这个人显然是绕着它跑的；因为这个人确实相继占据了这些方位。相反的，要是你的意思是说先在松鼠的前面，再到它的右面，再到它的后面，再到它的左面，然后回到前面，那末这个人显然并没有绕着这个松鼠跑，因为，由于松鼠也相对活动，它的肚子总是朝着这个人，背朝着外面。确定了这个差别后，就没有什么可争辩的了。你们两边都又对又不对，就看你们对‘绕着跑’这个动词实际上是怎么理解的。”

    自然，有一两个热烈的好辩者说我这番话是推卸责任的遁辞，说他们不要诡辩或经院哲学的咬文嚼字，只要用“绕着”这个词的平易普通的意义来解释，但是多数人好象都认为这差别已经缓和了这场争论。

    我讲这段小故事，因为它是我现在要说的实用主义方法的特别简单的一个例子。实用主义的方法主要是一个解决形而上学争论的方法，否则，争论就无尽无休。世界是一还是多？是宿命的还是自由的？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这些概念的任何一对中的任何一个都既可能适用于又可能不适用于这个世界；对于这些概念的争论是无止境的。在这种情况下，实用主义的方法是试图探索其实际效果来解释每一个概念。要是这一个概念而不是那一个概念是真实的，实际上，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会有什么差别呢？如果找不到任何实际差别，那么两者之中任何一个实际上是一样的，所有的争论都是白费。遇到争论很激烈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能指出这一边或那一边对了以后的实际差别。

    看一下这个概念的历史就会更明白实用主义的意义。实用主义这个名词是从希腊的一个词πρáγμα派生的，意思是行动。“实践”（practice）和“实践的”（practical）这两个词就是从这个词来的。1878年皮尔斯开始把这个词用到哲学上来。同年一月，皮尔斯在《通俗科学月刊》（PopularScienceMonthly）发表一篇论文①，题目叫做《怎样使我们的观念清晰》。他在指出我们的信念实际上就是行动的准则以后说，要弄清楚一个思想的意义，我们只须断定这思想会引起什么行动。对我们说来，那行动是这思想的唯一意义。我们所有的思想差别，无论怎么细微，其根本的明显事实是：所有这些差别，没有一个会细致到这种程度，以致它们不是在于可能的不同的实践，而是在于什么别的。我们思考事物时，如要把它完全弄明白，只须考虑它含有什么样可能的实际效果，即我们从它那里会得到什么感觉，我们必须准备作什么样的反应。我们对于这些无论是眼前的还是遥远的效果所具有的概念，就这个概念的积极意义而论，就是我们对于这一事物所具有的全部概念。

    ①译载于1879年1月法国《哲学评论》第7卷。

    这是皮尔斯的原理，也就是实用主义的原理。这个原理，二十年来谁也不注意，直到我在加利福尼亚大学郝畏森教授（ProfessorHowison）的哲学会上讲演时，才重新提起，并且把它特别应用到宗教上去。到这个时候（1898年），接受这原理的时机好象已经成熟，于是“实用主义”这个名词就传开了，现在它在哲学杂志里占有相当多的篇幅。在各方面我们都可以听到大家说起“实用主义运动”，有时是尊重地谈，有时是谩骂，但很少有人清楚地理解它。显然，这个名词可以很方便地应用于迄今还没有一个总名称的那些趋势上，所以也就“成为永久性的东西了”。

    要知道皮尔斯原理的重要性，我们必须经常把它应用到具体事例上去。几年前，我就发现，德国莱比锡著名化学家奥斯特瓦尔德在讲“科学的哲学”时已经十分明白地运用了实用主义的原理，不过没用这个名词罢了。

    他写信给我说：“所有实在都影响实践；对我们说来，那影响就是实在的意义。我常在班上这样向学生提问题：如果供选择的两种事物中的这一个或那一个是真实的，那么，世界在什么方面会有所不同呢？如果我找不到什么不同，那么，在这两种中进行选择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那就是说，两个争持的意见，实际上意味着同样的东西；而对我们来说，除了实践的意义以外，并无别的意义可言。奥斯特瓦尔德在他的一篇出版了的讲演录里举了这样一个实例说明他的看法。化学家们长久以来就为化学上几种叫做“互变异构”（tauto－merous）的物体的内部组织争辩不已。这些物体的属性似乎都同样符合于这样一种概念，即：一个不稳定的氢原子在物体里面摇摆不定，或者说，它们是两种不稳定的物体的混合物。两派争论激烈，但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奥斯特瓦尔德说：“争论双方如果先反过来自问一下，如果这个或那个观点是正确的话，在实验的具体事实上会有什么差别呢？要是这么一问，争论便根本不会开始的。因为要是这样一问，就会显得并不可能发生什么事实上的差别；因而，这个争论之不真实，也就好象在原始时代人们推论用酵发面的道理时所进行的争论之不真实一样：一派说这一现象的真实原因是‘棕仙’，而另一派则坚持说是‘妖精’。”①

    ①《奥地利工程师建筑师协会会刊》（Zeitsch．desOesterreichischenInge－nieuru．Architecten－Vereines）．4u．6：《理论与实际》。我在弗兰克林教授的讲演中发现一种比奥斯特瓦尔德更激进的实用主义。他说：“我认为把物理学当成是质量、分子和以太的科学，即使研究者明白了，也是最有害的观念；但是，认为物理学是掌握物体并把它向前推动的科学，即使研究者不完全明白，也还是最有益的观念。”（《科学》，1903年1月2日）

    真奇怪，很多哲学的辩论，一受到这个探索其具体效果的简单试验，就立刻变得无足轻重。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差别不会也使另一个地方发生差别的——没有一种抽象真理的差别不表现为具体事实中的差别，以及因此而迫使某人在某时，某地，以某种方式表现于行动的差别上面的。哲学的全部功用应该是找出，如果这个世界公式或那个世界公式是真实的，它会在我们生活的一定时刻对你我产生什么一定的差别。

    实用主义的方法，绝对没有什么新鲜之处。苏格拉底是用这方法的老手。亚里士多德有系统地运用了这种方法。洛克，贝克莱，休谟用这个方法对真理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霍克森坚决地认为实在不过是人们所“认知”的东西而已。但是实用主义的这些先驱者，只是零碎地运用了实用主义。他们不过是作了一个开端而已。到了我们这时代，这主义才普遍地流行了，才渐渐自觉到一个普遍的使命，敢于负起战胜一切的使命来了。我是信仰这个使命的人，希望在我讲完的时候能用这个信仰来鼓舞你们。

    实用主义代表一种在哲学上人们非常熟悉的态度，即经验主义的态度，在我看来它所代表的经验主义的态度，不但比素来所采取的形式更彻底，而且也更少可以反对的地方。实用主义者坚决地、断然地抛弃了职业哲学家的许多积习。它避开了抽象与不适当之处，避开了字面上解决问题，不好的验前理由，固定的原则与封闭的体系，以及妄想出来的绝对与原始等等。它趋向于具体与恰当，趋向于事实、行动与权力。这意味着经验主义者的气质占了统治地位，而理性主义者的气质却老老实实地被抛弃了；这就意味着空旷的野外和自然中的各种可能性，而反对那独断、人为和假冒的最后真理。

    同时，实用主义不代表任何特别的结果。它不过是一种方法。但是这种方法的全盘胜利，意味着我上回讲演中说的哲学“气质”的巨大改变。极端理性主义的导师一定会被排斥，正如朝臣式的官僚在共和国中会被排斥那样，又如主张教皇有绝对权力的神父在基督教国家中会被排斥那样。这样，科学与形而上学就会更接近，就会在事实上完全携手并进了。

    形而上学通常追求一种很原始的东西。我们知道人们是多么喜欢不正当的魔术，我们也知道在魔术里言辞起多大的作用。要是你们知道妖魔或鬼怪的名字，或知道镇伏他们的符咒，你们就能够控制住这些妖魔鬼怪或任何力量了。所罗门知道所有精灵的名字。知道了他们的名字以后，他就能使他们服从他的意旨了。对于抱有自然思想的人说来，宇宙总象是个谜。解答这谜的钥匙一定要在一些有光彩有力量的词或名字中去找。这个词给宇宙的原理命名；有了这个词，就仿佛连宇宙本身也有了。“上帝”，“物质”，“理性”，“绝对”和“能”都是这类能解决问题的名字。有了它们，就可以安心了。形而上学的追求，也就算到头了。

    要是你采用实用主义的方法，就不会把这些词当作追求的终结。你必须把每个词实际的兑现价值表现出来，放在你的经验里运用。这词与其说是个解决的方法，还不如说是进一步工作的计划，特别是改变现有的实在的各种方法的表征。

    因此理论成为我们可以依赖的工具，而不是谜语的答案。我们并不向后靠，依赖这种工具，而是向前推进，有时借着这种工具的帮助去改造自然。实用主义使我们所有的理论都变活了，使它们柔和起来并使每一种理论起作用。它在本质上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和许多古代的哲学倾向是协调的。比如在注重特殊事实方面，实用主义和唯名主义是一致的；在着重实践方面，它和功利主义是一致的；在鄙弃一切字面的解决，无用的问题和形而上学的抽象方面，它与实证主义是一致的。

    你们看，所有这些都是反理智主义的倾向。针对自命是一种权利和方法的理性主义，实用主义有全副武装并富于战斗精神。但是在开始时，实用主义至少并不代表什么特别的结果。它除了方法之外，没有什么武断的主张和理论。意大利青年实用主义者巴比尼①说得好，实用主义在我们的各种理论中就象旅馆里的一条走廊，许多房间的门都和它通着。在一间房里，你会看见一个人在写本无神论著作；在隔壁的一间房里，另外一个人在跪着祈求信仰与力量；在第三间房里，一个化学家在考查物体的特性；在第四间房里，有人在思索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体系；在第五间房里，有人在证明形而上学的不可能性。但是那条走廊却是属于他们大家的，如果他们要找一个进出各人房间的可行的通道的话，那就非经过那条走廊不可。

    ①巴比尼（1881—1956）意大利哲学家，批评家。主张实用主义，信奉天主教。——译者

    所以，实用主义的方法，不是什么特别的结果，只不过是一种确定方向的态度。这个态度不是去看最先的事物、原则、“范畴”和假定是必需的东西；而是去看最后的事物、收获、效果和事实。

    实用主义的方法就讲这么多！你们也许要说，我只称赞它，而没有解释它。那么我现在就来十分详细解释一下它在一些熟悉的问题上怎样起了作用。现在，实用主义这个词已有了更广义的应用，也就是某一种关于真理的理论。我有意要在先铺平了道路之后，再作一次讲演来说明这个理论；因此现在只尽量简短地谈谈。但是简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请你们格外注意地听一刻钟。如果还有许多模糊的地方，我希望在以后各讲中交代得更明白些。

    现代哲学中研究得最有成绩的一个部门就是所谓归纳逻辑，这是研究在什么条件之下我们的科学得以进展的学问。归纳逻辑的作者们，对于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所制定的自然定律和各种事实原理，究竟有什么意义，已经开始表现出一致的看法。人们发现数学、逻辑学和自然科学的最初表现的各种一致性、即第一批定律时，为它们所带来的那种明确、优美和简单性迷住了，因而相信自己已经真正认识了上帝的永恒思想。上帝的心，也在三段论里明确地反映出来了。上帝也用圆锥截面，方根或比率来思想，并且也象欧几里德一样按几何学原理进行工作了。上帝创造出凯普勒定律使行星照着运转；使下坠物体速率的增加和时间成正比例；做出正弦律来让折光遵守；把动植物分为纲、目、科、属，并且确定它们之间的远近关系。上帝想出各种事物的模型，并且规定出它们的变种。在我们从新发见了任何一种他的神奇的规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捉摸到他心中的真正意向了。

    但当科学更向前发展时，认为大部或全部定律不过是些近似的东西的这种看法，就越来越得势了。况且定律本身越来越多，多得没法数，而且在科学所有部门中，还提出了很多相反的公式，因此研究者就习惯于这种看法——认为没有一种理论绝对是实在的副本；但是从某一个观点看来，任何理论都是有用的。它们的大的用处是总结旧事实，并且引导到新事实上去。它们只是人为的语言，有些人管它们叫做概念的速记，我们用它们来写出关于自然的报告，而语言，如所周知，是容许我们尽量选择辞句和方言的。

    因此，有了人类的独断，科学的逻辑就没有神圣的必然性了。只要我提起西格瓦特、马赫、奥斯特瓦尔德、毕尔生、米约、彭加勒、杜恒、罗爱森等人的名字，你们研究哲学的人一定很容易明白我所谈的倾向，并且能举出些别的名字来。

    席勒和杜威两位先生现在在这科学的逻辑思潮上名列前茅，他们都用实用主义来说明真理在各种场合下的意义。这两位大师到处说，我们观念和信仰里的“真理”和科学里的真理是相同的。他们说真理的意义不过是这样的：只要观念（它本身只是我们经验的一部分）有助于使它们与我们经验的其他部分处于圆满的关系中，有助于我们通过概念的捷径，而不用特殊现象的无限相继续，去概括它、运用它，这样，观念就成为真实的了。譬如说，如果有一个概念我们能驾驭，如果一个概念能够很顺利地从我们的一部分经验转移到另一部分经验，将事物完满地联系起来，很稳定地工作起来而且能够简化劳动，节省劳动，那末，这个概念就是真的，真到这样多，真到这种地步：从工具的意义来讲，它是真的。这就是在芝加哥讲授得很成功的真理是“工具”的观点，也就是在牛津大学十分机智地传播的，我们观念中的真理就意味着“起作用的”能力这个观点。①

    ①这两件事，前者和杜威有关，1894—1904年，杜威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教书，开始形成自己的实用主义哲学见解，这个派别曾因而被称为“芝加哥学派”；后者和席勒有关，席勒在1903—1926年是任教于英国牛津大学的，他鼓吹的实用主义——人本主义也就被称为“牛津大学派”。这两个称呼后来没有传开来。——译者

    杜威、席勒和他们那一派学者会获得这种一切真理的一般概念，不过是依照地质学家、生物学家和语言学家的榜样罢了。在建立那些别的科学中获致成功的办法，是经常纪录一些在变动中真正观察到的简单过程（如土地怎样受气候的风蚀，生物怎样从父母型演变，或方言怎样吸收了新词新音而引起变化的），然后加以概括使它在什么时候都能适用，并且总括它多少年代的效果，这就产生出巨大的成绩来。

    席勒和杜威为了概括作用而特别选择的能够观察得到的过程乃是大家所熟悉的，任何人借以取得新的意见的过程。这里这个过程总是一样的。一个人有了一套旧看法，如果碰到新经验就会使那些旧看法受到压力。有人反对那些旧看法；或者在自己反省时发现这些旧看法彼此互相矛盾；或者听见许多与这些旧看法不相符合的事实；或者心里产生许多这些看法所不能满足的要求。结果产生一种前所没有经验过的内心的烦恼；要避免这种烦恼，只有修正过去的许多旧看法。他尽量保留旧看法，因为在信念这种问题上，我们大家都是极端保守的。因此他就先试着改变某一种看法，然后再改变另一种看法（因为这些看法抵抗改变的程度很不同），直到最后产生一些新观念，可以加在老一套的看法上，而使这老一套看法只受到最少的干扰，并使它和新经验调和起来，彼此很巧妙地，很方便地交织起来。

    新观念就这样作为真观念被采用了。它保存着较旧的一套真理，极少改变；仅把旧真理稍加引伸，使它能容纳新的经验，但仍是尽可能地用熟悉的方式去设想这种新东西。所有违背旧看法的过激解释，绝不会当作新经验的真正解释。我们勤恳地四处探求，直到找到不那么古怪的说法为止。个人信念即使经过最剧烈的改变，还会把大部分旧的一套保留下来。时间与空间、原因与结果、自然与历史以及个人自己的历史，还是原封不动的。新真理总是个媒介，总是过渡的缓冲物。新真理将旧看法和新事实结合起来的方法总是使它表现出最小限度的抵触和最大限度的连续。我们认为一个理论的正确程度同它解决这“最小限度和最大限度问题”的成功程度成正比。但是要成功地解决这个问题，显然只能做到差不多的程度。我们说，在解决问题上这个理论比那个理论大体上更令人满意些，这只意味着对于我们自己更满意罢了，而各人满足的重点却是不同的。因此无论什么东西，总具有一定程度的可塑性。

    我现在劝你们特别要观察的一点是较旧的真理所起的作用没有考虑到这一点是实用主义所受到的许多不公平的批评的根源。其实较旧真理的影响，有绝对的控制力。首要的原则是忠于旧真理——在多数情况下这是唯一的原则；因为在处理那些会使我们的旧见解受到严重变动的新奇现象时，我们所最常用的方法就是干脆不去管这些新奇的现象，或者辱骂那些替新奇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