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上谓之“宽纵”他）俗界的当局，要求并委托地方官“仁慈而宽和地处置他”。但这形式的要求宽和，又不能为俗界官吏所接受；他不问皂白，惟有置之死地；不如是，那么，他就是异教的提倡者了。依照教会法律（The

    Canon Law），各国王和各官员均须及时地、迅速地处罚宗教裁判所交与的异教徒，否则逐出教会之外。我们所要注意的是：因火刑而致死者的数目，普通人的想像中是大大地夸大了的，但因此种制度而致的痛苦和几于丧命的科罚的总数是夸张不了的。

    基督教会所用于这些逼害中的法庭诉讼程序，其败坏欧洲大陆的刑事法律的影响甚大，宗教裁判所历史专家李（H．Lea）说道：“宗教裁判所所惹起的灾害中，这可算是最大的了——这最初为铲除异教徒而推广的刑事诉讼程序一直到十八世纪之末在欧洲的大部分一直是处置所有被控者最通常的方法。”

    吉本所谓“以残暴手段为无稽之谈辩护”的宗教裁判官往往被视为怪物。我们不妨为他们和行使他们的意志的国王辩说，他们并不坏似那初民时代以生人祭神的僧侣和君主。希腊王阿迦门农（Agamemnon）曾以女易菲吉尼亚（Iphigenia）为牺牲品而求宠于神，他或是最慈爱的父亲，劝告他这样做而目睹了这一切的人也可能是最完善的人。他们只知依照信仰做事。所以在中古时代及其后来的时代，有温和性情和道德热忱的人却绝对缺乏对于犯疑的异教徒的仁慈心。对异教的仇视是传染性的病菌，是惟有基督教能救渡的那种教条所造成的。

    我们又知道这教条又伤害了真理的辨别。当一个人的永久命运处于危险中的时候，似乎显然应该并且有权使用任何的方法以确定一种真实信仰——即使那是虚假的和伪托的，也是不顾的。所以对于杜撰的奇迹或任何虚构的寓言都能深信不疑。无成见的真理鉴别，是到十七世纪才发生的。

    一方面，这种原则与罪恶，地狱，最后的审判等教义相结合而造成了上述的这些结果，另一方面、基督教中又有许多教义和思想造成抵抗知识进步的坚实壁垒，雍塞了中古时代科学的道路，又阻挠了十九世纪后半期以前的科学的进步。在各种重要的科学研究中，地盘总为基督教会根据圣书的不可侵犯的权威而断以为真的谬说所占据着。犹太纪籍中的“天地创造”和“人类堕落”之说不可思议地与基督教的赎罪之说有密切的关系，均拒绝地质学，动物学和人类学的自由探讨。推敲圣书的文字，便可知道它包含了一种认识，谓太阳绕地球而行。基督教会向来排斥对蹠说（Theory

    of antipodes），控告塞尔维塔斯（Servetus）（十六世纪中被火刑而死，参看后六五页）的理由之一是因为他相信一个希腊地理家的话，谓犹太只是一片不毛之土，虽则依圣书中所描述是一个泛滥着牛乳和蜂蜜的国度。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的医药学和病症学都曾以经验和系统的研究作根据。到了中世纪，人类又回复到野蛮时代的原始思想了。对于身体的疾疫，归于不可知的主宰——恶魔的恶意或上帝的激怒。奥古斯丁谓基督教徒的各种疾病是魔鬼所造成，路德也同样地归咎于撒但的作弄。超自然的因所造的果当以超自然的救治法来制服，这是理所必然了。又有购买带着神怪力的圣徒遗物的大交易，于是教会又得收人大宗的进款。医生是常在邪术和背教的嫌疑中。解剖术是被禁止的，一半或因形体复活之说所致。十八世纪中教士的反对接种就是中世纪疾病观的恢复。化学（炼金术）被认为魔术，至一三一七年，教皇遂下令严禁之，十三世纪中，罗吉尔·培根的长期囚禁足以证朋中古时代对于科学的不信任，他虽自认忠心于正教，但他有一种令人不安的科学探讨本能。

    即使这种根据神学理由对于科学的不信任未曾流行，关于自然界的知识仍无甚进步，那也是可能的事，因为在基督教得势之前，希腊的科学已停步五百年了。重要的科学发现，在纪元前二OO年即告中止。要解释这种衰落是不易的事，但我们不难从考察希腊和罗马的社会状况而得一个结果。我们可以推想：中世纪的社会状况一定是不利于科学的精神——一切事实的无成见的探讨——即使支配当时的信仰不仇视它，也一定如此。我们又可推断：若非新的社会状况达到了某种成熟程度，科学的再生无论怎样是要耽搁的一一所以到十三世纪才能实现（参看下章）。及中世纪过去之后，神学的成见才由它的余焰残伤过知识，换句话说，因基督教而致成的损失，在科学已复生而不可遏止时的阻挠者多，而在间隔于古代文化与近代文化中间的黑暗期的妨碍者少。

    中古时代对于巫术、魔术和恶魔的坚定信仰是从古代遗传下来的，不过到这时更形黑暗了，将世界造成了恐怖的世界。人人都相信他们的周围有许多恶魔监视着，得着机会就要伤害他们，而瘟疫、风潮，日蚀、饥馑等都是魔鬼的作祟；但他们又同样地坚信这些魔鬼惟有教会的仪式才能克制。有些最初的基督教帝王曾下令禁止魔术。但在十四世纪以前，从未有铲除巫术的系统方法。十四世纪蹂躏欧洲的可怕的传染病一一即黑死病（Blackdeath）——似乎使不可见的恶魔世界的作祟加倍可怕了。由是审判巫术的案件日多一日，自后三百年中，搜索巫术，刑戮巫人——大都是妇女——就成了欧洲文化显著的一个特征。其说法与逼害都是圣书上所拥护的。“你不得容忍着巫人而生存于世”，是这最高权威的明白告诫。教皇英诺森第八为这事曾发有敕令（一四八四），中谓一切灾祸和风潮都是巫人们作弄所致，而最有才能的人也都相信他们的魔力的真实。

    没有什么故事比对于巫人的逼害更悲惨些．而最残暴的莫若英吉利和苏格兰。著者所以叙及此事者，因为它是神学的直接结果，又因为将这长期恐怖了结者正是唯理论，这是后面要叙述的。

    在这时期里。基督教会的势力既达到了极点，所以理性就被禁锢在基督教设为束缚人心的牢狱里。理性并非真正不能活动了，只是它的活动取了异教的形式；用比喻来说，就是折断铁链子的人大都不能爬出牢狱之壁；他们的自由限定的信仰范围，与正教一样，都要以基督教神学为依据。这个公例也有几个例外。到了十二世纪之末，就有一个刺激物从另一世界来了。那时西部基督教国家的知识阶级已知道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了；他们的教师是犹太教徒和回教徒。回教徒中有一部分是自由思想者，其所以能如是者，因为他们已知道了古希腊的思想。自由思想家阿威罗伊（十二世纪）脱胎于亚理士多德哲学的著作在基督教诸国中传布了唯理论的微波。阿威罗伊主张物质的永存性而否认灵魂的不灭；就他的全般思想看来，可称为泛神论（Pantheism），但他又要避免与正统的回教当局的冲突，因而又倡二重真理说（Doctrine

    of double truth），就是承认两个独立而相反的真理同时并存，一个是哲学的，一个是宗教的。可是他并未因提倡此说而得免于西班牙王庭的驱逐。由他的学说，在巴黎大学里发生了一派的自由思想家，他们主张天地创造，形体复活，及其他主要的教条可以从宗教的见地看来是正确的，而从理性的见地看来是谬误的。稍稍明白的人总可看出这恰似一个人说道：灵魂不灭说在星期日是正确的，但在别的日子是假的，或使徒信条（ed）在会客室里是真的，但在厨房里是假的。这种危险的运动后来被教皇约翰二十—所扑灭，遗下的二重真理说也为他所禁止，阿威罗伊的思想和类似思想的流传引起了托马斯（死于一二七四年）的神学，他是一个精细的思想家，生于意大利南部的阿奎那（Aquino），他的心有归依怀疑论的自然偏向。他将一向为非基督教者的指导者的亚里士多德列入正统派方面，创造了一种智巧的基督教哲学，至今仍为罗马教会中的权威。但亚里士多德和理性都是信仰的危险的同盟者，托马斯的论文不是以种种解答安定怀疑者，更多地反倒是提出很有力量的疑问，扰得信仰者不宁。

    这时一定也有些秘密的怀疑思想散布各地，不过总未引起什么严重的后果罢了。在十三世纪中有一种亵渎神圣的言论流行者，谓世人受着三个欺骗者的迷惑，就是摩西．耶稣和穆罕默德，所以致此者，是由于能自由思想的腓德烈第二（Frederick

    Ⅱ）（死于一二五零年）之力，他曾被称为“第一个近代人”。有一个年代同样久远的“三戒指”（Three

    Ring）故事也是表现这相同的观念的，不过稍微温和些，有一个回教国王蓄意要勒索一个发财的犹太人的金钱，乃把他召至宫中，并为他设置了一个陷讲。国王道：“吾友，我时常听说你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所以请你告诉我犹太教、回教、基督教三教中你相信那一教是真的。”这犹太人目睹陷阱在旁，因而答道：“我主，从前有一个富人，他的宝库中有一只价值非常大的戒指，他要将他传给他的子孙，做一个永久的传家宝。因此他立了一个遗嘱，说无论他的哪个儿子，若能接受到那只戒指，于他死后就得立为后嗣。接受那戒指的儿子又和他的父亲一样地做法，于是戒指就一代一代地传下来了。最后，得着那戒指的人有三个儿子，他对于那三个儿子一样地喜爱。他因为不能决定将戒指传给谁，就对个个儿子都私许了，一面为要使他们个个满意，就命令一个金工另造了两只戒指，与那真戒指丝毫不爽，连他自己都不能分别。他临死时对个个儿子都给了一只戒指，因而个个儿子都要求立为后嗣，但都不能举出他应立的证明，因为他们的戒指丝毫不能区别，于是这争讼到现在总未能决定。我主，这三教的情形也正是如此，都是上帝赐与这三种人民的。他们各以为他们的教是真教，但究竟谁的教是真教，是一个疑问，就如那三个戒指的疑问一样，到现在也不能决定呀！”这怀疑思想的故事在十八世纪中甚为著名，当时德国诗人莱辛曾根据这故事作了《圣者拿单》（Nathan

    the Sage）一剧，那是志在表示不宽容之不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