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文化视为一个整体——宗教、神话、男男女女的日常生活方式——那么，其内在的一致性和复杂性，就会同任何单一的艺术品一样，从审美角度使未来的探索者得到满足。

    从另一个层面来看，《文化模式》与本尼迪克特一生所关注的一个问题——每一个有着特定遗传天资和特殊生活历史的人与他或她生活于其中的文化之间的关系——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她寻求同一性的过程中，她长期苦苦思索，即与她所处的当代美国相比，她是否更适合另一时期或另一文化。她尤为关注的是，一种文化能为神秘主义者、幻想家、艺术家的某些极端行为找到立足之地的程度，与另一种文化将它们当成异态行为和毫无价值的东西加以污辱的程度。另外，她关心的不是那些常态和变态行为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是与研究精神健康问题的学者有关的。由于她提出了关于诸文化与变态事物之间关系的问题，所以她为那些对心理病因不同文化而发生变化的方式感兴趣的学者们的探索开辟了道路。但她自己更关注的问题是：对常态行为的狭隘限定怎样使某些固有本能要么处于严重不利的地位，要么予以偏爱；而文化限定的放宽又怎样才可以丰富我们的文化，以减轻当今文化越轨的异态者遭到遗弃和蔑视的心理重压。在她与同事和学生的关系中，正是那非凡的才能或自身的命运、罕见的合作、可贵的独特性，唤起了她那热情的关心与旺盛的同情。

    最后，我相信，由于她那顽强的信念——对文化如何发挥作用的认识，会给予人类一种比以前所知的更有力的把握自身未来的控制力，所以《文化模式》有其不衰的生命力。对于首次认识到这种文化网络力量的读者来讲，通过了解能够首先抓住他心灵的那个文化网络从而变得更为明智，最终又将这种力量复转入人的背景之中，这简直是令人惊叹不已的。

    由于作者为对待种族、教育、赢得战争、和平的态度承担了越来越大的责任，所以这种信念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变得更加坚定。

    1939年，当世界各地的自由都受到纳粹种族主义的威胁时，她用了一学期的课余时间，潜心撰写了《种族：科学与政治》一书。战争期间，她竭尽全力与那些活着并可以提供信息的人合作进行文化分析，在战争造成的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对几种文化——罗马尼亚、德国、荷兰、泰国，最后是日本，进行了难得的研究。战争结束时，她写下了《菊花与刺刀》一书。她期望，对日本人试图开辟新道路的能力的认识，能使美国在与日本的战后关系中更为明智。这是一个坚定的信念，是在多年来的综合性研究和政治决策基础上确立起来的。但是，在《文化模式》中，人类学怎样才能被人类用于他们选择的目标的愿望，是那样新颖，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字里行间充满了晶莹闪亮的新鲜露珠，对初次接触这种观点的读者展现了一个新的世界。

    玛格丽特·米德

    1958年10月于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