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表示水之前，以及她跳跃到某些触觉有指称意义的结论之前，并不存在任何语言空间的定向，或者无论如何这种定向是微乎其微的。在那里必定有的是一种解释信号的准备、倾向和需要，以及通过模仿、试错法（通过非随机的尝试和批判地排除拼写错误的方法）来学习使用这些信号的一种需要和准备。

    似乎必定有极为多样和复杂的天生倾向在这个领域中协同作用：爱、同情、模仿动作、控制和纠正被模仿动作的倾向；使用这些动作、借它们之助进行交往的倾向；对语言作出反应的倾向；接受命令、要求、劝告和警告的倾向；解释描述性陈述和产生描述性陈述的倾向。在海伦·凯勒的事例中（与正常儿童的情形相反），她关于实在的大多数信息是通过语言得来的。结果，她不能哪怕是暂时地明确区分我们可称之为“传闻”的东西与经验，甚至与她自己的想象：这三者都是以同样的符号密码出现在她面前的。

    语言学习的例子告诉我，我的图式，即在教条阶段之后跟着批判阶段所组成的自然顺序，是太简单了。在语言学习方面显然存在着一种过一段时间逐渐消失的天生的纠正倾向（即成为可变通的和批判的倾向，消除错误的倾向）。当一个学说“mice”的儿童用“hice”作为“house”的复数时，这就是寻找规律性的倾向在起作用。这个儿童也许在成人批判的影响下，很快就会自己纠正。但是在语言学习中似乎有一个阶段，那时语言的结构是刻板的——也许在“自动化”的影响下，正如在上面3（c）中说明的那样。

    我仅仅用语言学习作为一个例子，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模仿是尝试和消除错误方法的一个特例，这也是教条的理论形成、期望形成和行为规律性形成阶段为一方、批判阶段为另一方之间协同作用的一个例子。

    但是尽管教条阶段之后跟着批判阶段的理论太简单，但确实如果没有一个先导的教条阶段，没有一个某种期望、某种行为规律在其中形成，从而使排除错误能开始对它起作用的阶段，就不会有批判阶段。

    这个观点使我摈弃通过归纳学习的心理学理论，休谟在他根据逻辑的理由摈弃归纳之后，甚至还坚持这个理论。（我不愿重复我在《猜想和反驳》中就休谟关于习惯的观点已说过的话。）这也导致我认识到像不带偏见的观察这种事情是没有的。一切观察都是一种有目的的活动（为了发现，或为了核实至少模糊猜测到的某种规律性），一种由问题以及由期望情境（我后来称之为“期望水平”）引导的活动。不存在像消极的经验这种事情，不存在印象深刻的观念的被动联想。经验是有机体积极探索的结果，是寻求规律性和不变量的结果。除了在兴趣和期望的情境内，从而在规律性和“定律”的情境内，不存在知觉这种东西。

    所有这一切都导致我认为，猜想或假说必定产生于观察和知觉之前：我们有天生的期望；我们有潜在的天生的知识，以潜在期望的形式被一种刺激所激活，一般说来，当我们从事积极探索时才对这种刺激作出反应。一切学习都是对某种先前知识的修正，因此，归根到底也是对某种天生知识的修正（这种修正可能是一种反驳）。

    我在1921－1926年之间，尝试性地用笨拙的术语详尽阐述的正是这个心理学理论。在我当家具木工学徒期间吸引我、使我分心的正是这个知识形成理论。

    这就是我智力发展史上一件奇怪的事情。尽管那时我对教条思维和批判思维之间的对照感兴趣，尽管我把教条思维看成是前科学的（并且在它自封为科学的地方就是“非科学的”），尽管我们认识到同科学与伪科学之间的可否证性分界标准有联系，但是我并没有意识到所有这一切与归纳问题之间存在着一种联系。数年来，这两个问题一直在我心中各据一方（而且仿佛几乎是无懈可击的），即使我相信我通过简单地发现依靠重复的归纳（正如依靠重复学习点新的东西）不存在这一事实就已解决了归纳问题：所谓科学的归纳方法必须被（教条的）尝试和（批判的）消除错误的方法所代替，它是从阿米巴到爱因斯坦一切有机体的发现方法。

    当然，我意识到，我对这两个问题——分界问题以及归纳问题的解决——使用了相同的思想：将教条思维和批判思维加以区分。尽管如此，这两个问题对我来说似乎是迥然不同的，分界与达尔文主义的选择毫无相似之处。只是在若干年之后，我才认识到它们之间有着密切联系，并且认识到归纳问题实质上出自对分界问题的错误解决——出自错误的（实证主义的）信念，即认为使科学高于伪科学的是发现真实、可靠、可辩护的知识的“科学方法”，这种方法就是归纳法：这是一种不止在一个方面有错误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