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系。这不仅在物理学中是真实的；在化学和生物学中，情况也基本相同，而医学或农业中新方法的成功对这种新倾向的传播作出了主要的贡献。

    这样，直到十九世纪发展了自然科学的一个极端僵硬的框架，它不仅构成了科学，而且还构成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见解。这个框架得到时间、空间、物质和因果性等经典物理学的基本概念的支持；得到适用于我们用感官所感知的或用技术科学所提供的精密工具所观察到的事物的实在概念的支持。物质是初始的实在。科学的进展被描绘为征服物质世界的十字军。实用成了时代的口号。

    另一方面，这个框架是过于狭窄和僵硬了，以致干在其中难以找到一个地方来安排我们语言的许多概念——那些永远属于它的真正实质的概念，例如精神的概念、人类灵魂或生命的概念。精神只能作为物质世界的一面镜子被纳入总的图景；并且当人们在心理科学中研究这面镜子时，科学家常常倾向于—一如果我可以作进一步类比的话——更注意它的机械性质，而不太注意它的光学性质。甚至有人还试图在那里应用经典物理学的概念，首先是因果性的概念。同样，生命被解释为由自然律支配的、完全由因果律决定的物理学和化学过程。达尔文的进化概念为这种解释提供了充分证明。在这个框架中，特别难以找到曾经是传统宗教的对象而现在看来似乎只是一种假象的那部分实在的位置。因此，在那些欧洲国家中，由于人们惯于追随这种观点直到最终的结果，科学对宗教的一种公开的敌意发展起来了，甚至在其他国家中，对于这些问题的分歧也有日益增长的趋势；只有基督教的伦理标准与这种趋势无关，至少在目前是如此。对科学方法和理性思维的信仰代替了人类精神的一切其他保护物。

    现在回过来谈谈现代物理学的贡献，人们可以说，由它的成果带来的最重要变化是十九世纪概念的这种僵硬框架的解体。当然，以前也曾作了多次尝试去摆脱这个僵硬的框架，这个框架对于理解实在的主要部分，显然是太狭窄了。但是过去未能发现，像物质、时间、空间和因果性等在科学史上曾经是如此极端成功的基本概念中，有什么可能是错了。只有用技术科学所能提供的全部精密仪器所作出的实验研究本身及其数学解释，才提供了批判分析（或者可以说，是被迫批判分析）这些概念的基础，并最后地导致了僵硬框架的解体。

    这种解体是明确地分两个阶段发生的。第一阶段是通过相对论，发现了甚至像时间和空间这样的基本概念也能够改变，并且事实上根据新的经验也必须改变。这种改变并不涉及自然语言中时间空间的多少有点模糊的概念；但确实涉及到牛顿力学的科学语言中它们的准确的形式系统，尽管牛顿力学过去曾被错误地当作是最终的力学。第二阶段是关于原子结构的实验结果迫使人们进行的关于物质概念的讨论。物质的实在的观念或许是十九世纪中概念的僵硬结构中最坚固的部分，而且这个观念至少已结合着新的经验加以修正。这些概念在属于自然语言的范围内，仍然未受到触动。当人们必须描述原子实验和它们的结果时，可以毫无困难地谈论物质，或谈论事实，或谈论实在。但是要将这些概念科学地外推到物质的最小部分，那就不是用经典物理学所建议的那种简单方式所能办到的，虽然它已错误地决定了关于物质问题的一般见解。

    首先必须把这些新结果看作是对多少有点勉强地把科学概念应用干它们并不隶属的那些领域的严重警告。例如，把经典物理学的概念应用于化学中，已经是一个错误。因此，人们现在不大会倾向于假设物理学的概念（甚至量子论的那些概念〕能够肯定地应用于生物学或其他科学的任何方面。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想尝试让新概念进人那些秤学部门，即使在这些部门中旧概念对理解现象曾经是十分有用的。特别是，在应用旧概念似乎有点勉强或显得不十分适合干问题的那些方面，我们将尝试避免作任何轻率的结论。

    不仅如此，现代物理学的分析和发展的最重要特征之一是这样一个经验，就是：自然语言的概念既然是模糊地定义的，似乎在知识的扩展中，比起科学语言的准确术语更为稳定，因为这些科学语言只是从有限的一组现象中推导出来的一种理想化情形。事实上这不值得奇怪，因为自然语言概念是从与实在的直接联系中形成的；它们代表实在。确实，它们没有很好地定义，因此可以随着世纪的消逝而发生变化，就像实在本身那样，但它们决不丧失与实在的直接联系。另一方面，科学概念是理想化情形；它们是从用精密的实验工具所获得的经验推导出来，并通过公理和定义准确地定义下来的。只有通过这些准确定义，它才能将概念和数学方案联系起来，并从数学上推导出这个领域内可能现象的无限多样性。但通过这种理想化和准确定义的过程，与实在的直接联系丧失了。在曾作为研究对象的自然的那一部分中，概念仍然很密切地符合于实在。但在包含另一些类别的现象的自然的其他部分中，这种符合就可能丧失了。

    在记住自然语言概念在科学发展过程中的内在稳定性的同时，人们看到——根据现代物理学的经验——我们对精神、人类灵魂、生命或上帝意志等概念的态度将不同于十九世纪，因为这些概念属于自然语言，因此与实在有直接联系。确实，我们还将认识到，这些概念都不是在科学意义上很好地定义了的，并且它们的应用可能导致各种矛盾，暂时我们还必须使用这些概念，虽然对它们未作分析；但是我们仍然知道它们接触了实在。在这方面，回想一下甚至在秤学的最准确部门——数学——中，我们也不能避免使用包含矛盾的概念，可能是有用的。例如，大家都知道，无限的概念导致前面分析过的那些矛盾，但是如果没有这个概念，实际上就不可能创立数学的主要部门。

    十九世纪的人类思想主要倾向于对科学方法和准确理性的术语的日益加强的信仰，并且这种倾向也促使人们对不适合于科学思想的闭合框架内的那些自然语言概念——譬如，宗教的那些概念——表示普遍的怀疑。现代物理学已在许多方面加强了这种怀疑；但同时它又转而反对过高估计准确的科学概念，反对这种怀疑本身。对准确的科学概念的怀疑并不意味着对理性思维的应用范围应有明确的限制。相反的，人们可以说，人类的理解能力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是无限制的。但是，现有的科学概念总是只能涉及实在的有限部分，而其余尚未理解的部分却是无限的。当我们从已知向未如推进时，我们可以希望去理解，但是同时我们可能必须学习“理解”一词的新意义。我们知道，任何理解最终必须根据自然语言，因为只有在那里我们才能确实地接触到实在，因此，我们必须对有关这种自然语言及其主要概念的任何怀疑表示怀疑。由此可见，我们可以使用这些概念，就象在过去任何时候使用它们一样。这样，现代物理学或许已为对人类精神和实在的关系的更广阔的见地打开了大门。

    在我们这个时代，这门现代科学正向在文化传统上完全不同于欧洲文化的世界其他部分渗入。在那些地区必定比欧洲更强烈地感觉到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这种新活动的冲击，因为欧洲在两三个世纪内发生的生活条件的变化，在那里将在几十年内发生。人们可以预料，在许多地方，这种新活动必定以旧文化衰退的状态出现，以推翻全部人类的幸福所依靠的敏感的平衡这样一种残忍和野蛮的姿态出现。这样的后果是不能避免的；必须把它们看作是我们时代的一种面貌。但即令在那里，现代物理学的开放也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调和老传统和新的思想倾向。举例说吧，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日本对理论物理学的巨大贡献，可能就是远东传统的哲学思想和量子论的哲学基础之间的某种结合的标志。如果人们没有接受过本世纪头十年尚流行于欧洲的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方法，或许会更容易接受量子理论的实在概念。

    当然，这样的提示不应当误解为低估技术进展的冲击对老的文化传统所能给予或已经给予的破坏。但因为这整个发展长时期以来远远超出了人类力量的任何控制，我们必须接受它作为我们时代的最主要特征，并且必须尝试尽可能将它和人生的意义联系起来，这种人生的意义曾经是老的文化和宗教传统的目的。这里可以从哈什教（Hasidic

    religion）引述一个故事：从前有一个老的智者，一个以他的聪明闻名的长老。所有人都向他求教。有一个人去拜望他，那人对他周围所发生的一切变化都感到失望，向长老申诉所谓技术进步带来的全部灾难。他大声斥责道：“如果人们考虑一下人生的真正意义，所有这些技术的骚扰不是毫无价值吗？”“可能是这样，”智者回答说：“但是，如果一个人有正确的态度，他就能在每一件事物中学习。”“不，”来访者抗辩说：“从铁路、电话或电报这样的蠢物中人们什么也不能学到。”但是智者回答说：“你错了。你能够从铁路学到：如果你退到一霎那，就会失去一切。你能从电报学到对每个字都加以计算。而从电话你能够学到，我们在这里说的话能在那里被听到。”来访者领会了智者的意思后就离开了。

    最后，现代科学渗入了我们现代世界的大片地区，在那里，新的学说只建立了几十年，而这些新学说是新的有力量的社会的基础。在那里，现代科学院面对着起源于十九世纪欧洲哲学思想（黑格尔和马克思）的那些学说的内容，又面对着固执坚持信仰的现象。因为现代物理学由于它的实用价值在这些国家必定起巨大的作用，所以，那些真正理解现代物理学及其哲学意义的人，很难不感觉到这些学说的狭隘性。因此，在这一点上，科学和一般思想倾

    向的相互作用就会发生。当然，不应当把科学的影响估计过高；但现代科学的开放或许甚至能够使大部分人民更容易发现学说对于社会并不如过去所假设的那么重要。这样，现代科学的影响可能支持容忍的态度，从而可以证明是有价值的。

    另一方面，固执坚持信仰的现象比十九世纪的某些专门哲学观念带有更大的份量。我们不能闭着眼睛不看这样一个事实，这就是大多数人很难对某个重要的普遍思想与学说的正确性作出很有根据的判断。因此，“信仰一词对于这大多数人并不意味着“感知某些事物的真理”，而只能理解为“以此作为生活的基础”。人们很容易理解，这第二种信仰比第一种信仰更为顽固，更坚定得多，因为它甚至能够面对直接矛盾的经验而固执己见，因而不能为新增加的科学知识所动摇。过去二十年的历史已以许多例子表明，这第二种信仰有时可以被摔到看来是完全荒唐的地步，并且这些信仰者至死也是执迷不悟的。科学和历史能够教导我们，对手抱这种信仰的那些人，这种信仰可能成为巨大的危险。但是这样的认识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人们不知道如何去避免它，因而这样的信仰总是属于人类历史的巨大力量。从十九世纪的科学传统出发，人们当然倾向于希望一切信仰都应当以对每一个论证的理性分析，以小心的审议为基础；而另一种信仰，即把某种真实的或表现的真理简单地当作生活的基础的信仰则不应当存在。确实，根据纯粹理性的论证作出的小心的审议能够使我们消除许多错误与危险，因为它允许重新调整以适应新的形势，而这可能是生活的必要条件。但是想到我们在现代物理学中的经验，就很容易看出，在审议与决定之间总是必定有一个基本的互补关系。在实际的生活的决定中，不大可能把偏袒一个决定或反对一个决定的全部论证都加以考察，因此，人们总是不得不在不充足的证明的基础上行动。只有掀开全部论证——包括那些已经理解的论证和另一些只有通过进一步审议才能作出的论证——并摆脱一切犹豫不决，才能最终作出决定。决定可以是审议的结果，但它同时又互补于审议；并且，它是排斥审议的。甚至生活中最重要的决定，也总是一定包含这种不可避免的非理性因素。决定本身是必需的，因为必须有某种可以依靠的东西，必须有指导我们行动的某种原理。没有这样一种稳固的立足点，我们自己的行动就会丧失全部力量。因此，用某种真实的或者表现的真理构成生活的基础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在认识这个事实时，应当考虑到那些人的集团的基础和我们自己的基础是不同的。

    现在，在从所谈到的现代科学的一切来作结论时，人们或许会说，现代物理学正是朝向统一并扩大我们的现代世界的一般历史过程的一个部分，而且是一个很有特征性的部分。这个过程本身将导致缓和造成我们时代的巨大危险的那些文化和政治的紧张形势。但它又为向相反方向行动的另一过程所伴随。广大人民群众意识到这种统一过程的事实，鼓励了现在文明社会中一切力量去力图在最终的统一状态中保证它们的传统的准则发挥最大可能的作用。从而紧张形势加强了，这两种竞争过程是如此密切地相互交织着，以致统一过程的每一次强化——例如由于新的技术进步——也强化了对最终状态的影响的斗争，从而给瞬变状态增加了不稳定性。现代物理学在这危险的统一过程中或许只起微小的作用。但它至少在两个决定点上将引导发展过程成为一种平静的演化过程。首先，它表明在这过程中使用武器是灾难性的；第二，通过它对各类概念的开放，它提出了在最终的状态中许多不同文化传统可以共存的希望，提出了可以将不同的人类的努力结合到思想与事业之间、活动与沉思之间的一种新的平衡之中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