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哈克威尔：《辩护词》（1635年）

    行将结束的这个世纪，给幸存的人们留下深思，令人迷惘、不知所措，令人精疲力竭，然而也留下一星半点儿希望。这个杀气腾腾的、同时给予人们很多机会的时代具有什么意义？因为历史只能具有我们所赋予它的意义：这个世纪始于欧洲的明灯开始熄灭之际，结束于1989年的革命给人带来新希望之时，我们应该如何清楚地理解这样一个世纪呢？也许人们只应该讲一讲历史。这样的话，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那个时代的美好希望和**之后那个时代的错误和迷惘才有它的道理。于是，一些学识渊博的社会科学家企图找到某些解释，而且还要找到一些适合于构想理想价值蓝图的解释，这种意图使他们自己焦虑万分，不得安宁。本书里谈的就是这个问题。

    20世纪被深刻地打上了这些国家的烙印，它们今天属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即第一世界。虽然在这个世纪行将结束之际，第三世界愈来愈深地陷入贫困、疾病和战争，但是随着作为解决问题希望的第二世界即**世界的失败，第三世界也丧失了自己的道路。因此，在这里的出发点是，集中探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是剖析本世纪发展之关键，这既不是盛气凌人，也不是扬扬得意之举。

    拙作的基本命题十分简单。现代的社会冲突是一种应得权利和供给、政治和经济、公民权利和经济增长的对抗。这也总是提出要求的群体和得到了满足的群体之间的一种冲突，尽管近来一个广大的多数阶级的产生使局面变得错综复杂，纷繁异常。同样，政治纷争的基础变得不明朗了，犹如冲突将在其中得到解决的政党结构变得不明朗一样。本书也将要谈到这个问题。

    应得权利和供给是两回事。要求扩大它们一般会导致矛盾与不和。然而在它们之间，并不存在着替换（trade

    off）的关系，因此，公民权利的拥有似乎只能牺牲经济的增长，或者反之亦然。倘若这种情况实际上发生——它已经往往发生过——那么，这正好显示出当代人的缺乏推动使得两者能够同时向前发展的战略变化的能力。自由党人的政治理论与生存的机会息息相关，这些生存机会同时为所有的人保障基本的权利要求，在供给方面广泛的选择可能性，和发挥一种不带有原教旨主义的权益要求深层文化的凝聚力。

    于是，这听起来就不是那么简单了。我曾经深思过，如何向读者阐明本书的特点。是的，很久以来，由于竞选的要求和对各种机构负有责任，我的社会科学已经作了调整。我是想说，对我来说，仅仅对本专业同仁说话是不够的。托马斯·库恩（ThomasKuhn）称之为scientific

    community即科学共同体的那种工会，肯定是有益的，但是，它不许自满。博洛尼亚大学在一种庄严的仪式中给学业新成的博士们两次呈上一部属于他们本专业的伟大著作（例如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一次书是含着的，表示要记载（秘密的）知识，一次书是打开的，强调（公开的）任务是把这种知识传播给人们。公开的科学也是这本随笔可能的写照。

    我必须对“随感”（Essay）作解释吗？这本书不是一幅大型油画，本来这种题材是适合于制作巨幅油画的，而是毋宁说，它是一张素描。它比一般情况下随笔这种文体所允许的长一些；但是，我想到过18世纪的一些作者，某些方面也把我与他们联系在一起。他们全然无拘无束地写了长达数百页的书，并名之曰：《关于宽容的随笔》，或者《资产阶级历史随感录》。这本书是在相同意义上的一种尝试和一份草稿。书的起初的正文我写于1986－1987年，那是颇有成果的一年，我当时作为罗素·塞奇基金会的访问学者生活在朋友们之中。1988年出版的美国版和英国版受到很客气的欢迎；它被译成多种语言，首先在意大利，最近也在东欧。中欧的民主国家里，引起了辩论。那时以来，时代变化了——我在这些时代里也在变化。现在放在眼前的这本书，肯定并非简单地是作者本人的翻译；说它是“新版”，从根本上讲是不够的，在很多方面，它更是一本新写的书。同时，1989年和1990年的事件起着某种作用，虽然我在1990年所写的《欧洲革命之观察》和英文版《现代社会冲突》（The

    Modern SocialConflict）第一版可以天衣无缝地相互协调，属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