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赖德先生曾写信给我们，信中包括一些解释和否认。他说他并未在他当选的集会上发表讲话；在会上致词的只有两名候选人——奥康纳和皮特基思利。集会结束时，他还只到达会场的外围，他虽是利兹激进协会的秘书，却从不热中于沽名钓誉；而且在散会前，他还不知道自己已经当选，甚至不知道曾被提名。他想了解我们在第107页中谈到有他本人、哈尼和马斯登参加的集会究竟是指哪一次。它就是在代表大会上公开受到指责的那一次。据赖德先生说，第113页上所述在皮普草地举行的集会以前，他早已提请辞职，并未出席。我们特别仔细地查阅了我们的笔记，发现赖德先生的辞职书是在上述集会上宣读后才被接受的。关于暴力问题，他说：

    “三十五年以来，我一直属于这一派，至今仍然相信，持有武器并学会使用是每个人应尽的职责；但是，我虽提倡这项原则，却始终不渝地反对局部的、不成熟的暴动，坚信如果缺乏团结一致的精神，就无法使我们达到我们的目的；而由于个人崇拜、自封的领袖们的变节和倾轧以及冒险家们的空谈而不务实际，我们仍缺少这种团结。我重复说，我仍坚持同一原则，即每人都有必要武装自己并进行军事训练，以便能同国内外敌人作斗争。我认为，你们的道义力量，你们的和平号角决不会把**政治的堡垒夷为平地。当我看到一个英勇团结的民族，

    ‘举起旗帜迎风招展，

    决心为自由而流血牺牲，’

    这时候，也只有在这时候，我才能希望国家获得拯救。我以属于这一值得珍爱的派别而感到荣幸，即使到了饥饿的边缘，也宁愿受暴力派的敌人的枪击，而不愿听道义派的抚慰。”

    托马斯·库珀的来信

    我们收到库珀先生的来信，高兴地把它披露如下：

    斯托克·纽温顿草地

    德文郡街十号

    1855年2月26日

    亲爱的R．G．甘米奇先生，

    我想请你对尊著《宪章运动史》中有关我个人的部分叙述酌予更正。我并不怪你叙述失实。在我们这样一场战斗中，传说与事实有所出入，本在意料之中。你说，我在1842年以及在领导莱斯特宪章运动者时期得了“奥康纳狂”。我不想反驳这种说法，因为我认为当时我们大家多少都有狂病。我只想说明，我是狂而不乱；我在莱斯特的举动和我一生的行为并无任何截然不同之处，以致被人认为完全是一个恶棍的举动：因为，事实上，如果对你的说法不加抗辩，那么，尊著的大多数读者必定会留下上述那样一个印象。

    1841年初，我在离开《莱斯特信使报》的职务时，本想返回伦敦，当地的宪章运动者要我留下，为他们经营那份创办不久的小型刊物《中部各郡明灯》。我早已为他们撰稿，他们相信我真心同情他们。我同意留下；如果我对自己的内心有所了解的话，那么可以说，我的同意是完全出于对穷人和被压迫者十分纯洁、十分忠实的自我牺牲精神。这个小型刊物当时有停刊之虞，因为他们不再能筹措业务上所需的资金；但他们把它完全交给我经营，我就向人告贷来使它维持下去。我还开始在星期日晚间，以讲道的方式，在市场上发表演讲，宗教性的内容与政治性的内容各占一半，这些演讲的听众非常踊跃。1841年大选将届时，辉格党明知宪章派必将反对伊斯索普和埃利斯的当选，便对我们这份小型刊物的承印商进行恫吓，使该报不得不停刊。我在莱斯特又找不到另一家敢于承印的商人。最后找到一家，只有一小套粗劣的铅字；我并不甘心失败，创办了一份售价半便士的小型刊物——因为在上述《明灯》对比下，它只是一道黯淡的微光——我就称它为《宪章派微光》。这份刊物每星期出版一次，直到举行大选，我在竞选坛上被提名为“普选权候选人”的时候。正当我向群众发表讲话时，一个辉格党员执着一个装在竹竿上的巨型白铁灭火器走到我面前，企图把它搁在我头上——熄灭那道微光！辉格党员们大笑一阵，他们那个党派的人当选了；但现在，我已把那份半便士周刊的名称更改了，为了表示我不愿“被人熄灭”，便称它为《灭火器》。该刊在这种形式下维持到1841年底。

    正当大选前夕，我经过一些周折，终于在相当适中地点找到一所带有店面的住宅，在这里发行我的小型刊物，代销《北极星报》和其他期刊，同时开咖啡馆，并开始出售面包。我仍继续在星期日晚间在市场上发表演讲，把莱斯特划成若干区，开始积极进行宪章会员的登记事宜；结果使我声望日增，在某种意义上，也许可以说势力日增了。

    你在尊著中谈到（第203页）莱斯特的另一派宪章运动者，由于才智甚高，而不肯向我的独裁作风低头。其实宪章运动团体中最有才智的人是在我这一边的：请看约翰·布拉姆威治和威廉·琼斯这两位诗人，他们直到去世前始终是我最敬爱、最忠实的朋友。我甚至不愿重提往日的争执，更不用说想再争执下去了。我同约翰·马卡姆（你在203页提到他的名字）早已言归于好；但是，如果我必须说明真相的话，那么，导致这一派宪章运动者崛起的原因，不是由于他们的“才智”，而是由于他们和马卡姆的交情——他以前是他们的领袖，他们认为他是被我排挤走的。他们的人数本来有限，一直守着原来的集会地点——一个很小的房间，而我们一到冬季，当我不再能在市场上讲话时，就租赁一间附属于圆形剧院的宽敞房间，从很多年前初建时起，这个房间就一直被称为“莎士比亚室”。现在既已有了两个团体，而我又喜欢莎士比亚的名称（我相信这一点是情有可原的），我就提议称我们这个团体为“莱斯特宪章派莎士比亚旅”。因此，我们的团体是由我们集会的房间而得名的。“旅”是宪章运动者通常用来代替“团体”的名称；至于“将军”的头衔，这是对我景仰敬爱的工人弟兄们给我的尊号。我最初出于玩笑而采用了它，但后来就不容易甩掉了。

    1841—42年仲冬时期，莱斯特开始出现极端严重的贫困景象。以前我曾见过悲惨生活；但这一次，失业者成千上万，而时间又延续数月之久，穷苦的惨状骇人听闻。你在书中（第202页）提到群众跟我上街，在店铺门口停留下来，接受店主们的布施。我老实对你说，这是一个绝大的错误。我从未率领过一支乞丐队伍；但我免费分发面包，让许多永无偿付能力的人赊欠——最后使我亏欠面包商六十六镑。我这样做并不希求赞扬。这大概就是我“狂”的一部分表现吧。在我“慷慨解囊”以前，我就应该是这样一个人了。我知道这一点；然而，那是我毕生感到最难实行的一课；我想，现在要我改变，也未免太晚了——除非我能另换一个性格。

    在那年冬季令人沮丧的环境中，我壮着胆子为成年人和青年们试办一所安息日学校。许多人前来上学，我们的教材是《新旧约全书》、钱宁的《自我修养》和他的另外两三篇论文以及坎贝尔有关《谷物法》的著作等等。布拉姆威治、琼斯和我们成员中才高识广的其他几个人协助我管理校务。春季到来时，人们的不满情绪愈加普遍，该校就解散了；但是，如果我在莱斯特能再过一个冬天，我是打算恢复这个的。1842年春季的景象十分可怕。人们还在失业；有的悲观失望，有的骂天骂地。我继续征求宪章会员，有老有少，直到会员录上有了三千人的姓名。我还开始在平常的夜晚以及星期日的上下午和晚间，向群众发表演讲。逢到天气晴朗的夜晚，我们在街道上结队游行，一路唱歌，以显示我们人敌众多，同时也气气与我们对敌的中产阶级。但这决不是你所称的“日常功课”；而且一直没有造成损害，因为我们从未使用过暴力。当我读到尊著（第202页）中所述“当库珀不能率领这些队伍时，则由另一个穿军装的人代替”，我感到非常困惑而又惊讶；因为我从未见过或听到过这样一个人。但在莱斯特有一位朋友提醒我，1842年春季曾发生这样一回事：向你报告情况的一个人（不管他是谁）歪曲了真实情况，他说有一个面目可憎，骨瘦如柴的妖怪，“穿着一身军装，来代替我。”当时向救贫局申请救济的穷人越来越多，联合济贫院特设一家工厂，来测验一下他们要求工作的诚意。这家工厂的工作十分艰苦，穷人们觉得他们所以遭到屈辱，只因为他们的贫穷，因此，便组成一支队伍，领头的人有时戴着一顶破旧的军帽——一天卑贱的劳动完成以后（他们所得的报酬少得可怜），时常沿街求乞。但这并不是宪章运动范围以内的事：那些人和我们并无关系；而那个戴军帽的人从未“代替我”，况且他也不是一个宪章派。

    我已说过，我那份称为《灭火器》的刊物维持到1841年底。有几个星期，我并未发行任何报刊，指望工作又会开始分配给穷人，贫苦的状况将会减轻。但我等得不耐烦了，不久就创办了《国民报》，这是一份售价三个半便士的周刊。它在短期内相当成功，但将近夏季时，被迫停刊。必须指出，这一系列的小型报刊对宪章主义与劳工事业来说，却是一个力量源泉——因为这些报刊给工人们提供了一个渠道来揭露他们在工资、停工等方面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