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必须看做是不真实的。我们的主要印象是，在印度次大陆，民众生活都处在比西欧国家工业革命前几个世纪期间的任何时候都更贫困的境地，另一方面，马来亚的平均经济水平可能高于西欧国家工业革命开始时的水平。其他南亚国家位于二者之间的某一点。

    但是，收人水平对发展前景有什么意义呢？当文献中论及时间上及空间上的收入差别时，一般假定，收人水平对一国维持储蓄能力有直接影响，储蓄是那些被认为对发展有决定性作用的投资所需要的。但储蓄在发展中并不是大多数关于南亚的经济论著中所假定的唯一起作用的因素。态度和制度比收入水平本身更重要。从收入中储蓄多少主要取决于政府政策的效果。实际上，低收入可能阻碍发展主要是由于降低消费而不是由于限制储蓄，因为低劣的生活条件降低了劳动效率。很奇怪，这一点在大多数关于南亚低收入水平的影响的评论中被忽视了。

    强调南亚的低收入水平，牵强地同西方早期的收入水平相比较，以及战后常规的研究南亚收入、储蓄和投资之方法，都代表了把过分简单的和狭窄的公式用于复杂的社会、经济以及政治条件综合体的尝试，这些条件都阻碍了发展。

    但是，即使我们摈弃以储蓄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并仍然怀疑有关的地区间的比较，然而南亚，特别是人口众多的那些国家的巨大贫困本身确实就是发展的重要障碍。而且，可以预见的人口增长将会导致生活水平的进一步降低，除非执行果断的发展政策；而这一趋势又包含着所有南亚国家不利的另一个初始条件的差别。还有，尽管我们几乎没有资料判断南亚今天的经济不平等是否比西方国家前工业时代更大，但是，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南亚次大陆的社会不平等可能比西方世界任何地方在最近几个世纪都更普遍，更不利于自由竞争。总的来看，我们相信，南亚各国的态度和制度，特别是政治制度比现在的发达国家在工业革命开始时，甚至开始以前的几个世纪的态度和制度更不利，显然南亚正在努力缩小扩大着的态度和制度差距。这方面也和其它方面一样，那些在当时也是工业化的后来者的西方国家当时处于更有利的地位。

    到此为止已经说明的所有初始条件差别都使南亚各国的经济发展问题比西方国家曾经经历过的更困难，有一个差别能够抵消这一点：自19世纪以来，技术已经大有进步。南亚国家不必经历缓慢的、痛苦的试验过。正如爱德华·S·梅森在其《不发达地区的经济计划》中指出的，“高度生产力的技术……可以借用”。技术知识的增长的有效性大大帮助了西方后来的发展者。但是，先进技术并不必然对今天的后来者同样有益。经常有这种情况：从使用先进技术中增加的产量远远超过了有限的国内市场的吸收能力。当人们考虑到不存在地区合作以及一般没有前途的制成品出口前景时，这一点变得更重要。

    现代技术涉及的进一步的问题是，它需要大量的初始投资，由于当今技术主要是劳动稀缺、资本相对丰裕经济中的产物，它往往是节约劳动和资本密集型的。因此，其中许多可能超过了该地区非常贫穷、资本厚乏经济的资力。即使这种挑战能够克服，现代技术也需要比西方早期必需的更多运输和动力投资。

    南亚技能短缺是进步的根本障碍，是推向较高技术水平的另一个主要困难。毫无疑问的是，现在考虑最少的，是对于成功经营现代工业企业所必需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及工人的教育水平比西方工业化早期要高得多。

    虽然工业化无疑对长期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但南亚各国更直接的问题是农业。而在这方面，对南亚来说，应用现代技术甚至更加困难。在西方农业中，技术之目的在于提高收益，而农业中的劳动一直在减少。这种格局完全不适合南亚的情况。

    南亚企业家和政府可能确实能够获得比西方前工业革命时期更优越得多的技术。但是，重要的是，西方正迅速地迈向高得多的技术与科学成就水平。而这只在很小程度上帮助了南亚。大多数经济学论著掩盖了一个明显的事实：西方的这种进步已经并且正在对南亚的发展前景产生不利影响。西方进步着的技术已经引起了南亚国家贸易状况的恶化。它已经提高了农业生产力，结果减少了工业生产中使用的南亚原材料。它还允许合成材料，如合成橡胶替代南亚的产品。西方医学科学的进步已降低了南亚的死亡率，促成了这一地区的人口爆炸。西方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也已把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所需要的教育水平提高到比西方工业化早期所需要的更高的水平。科学和技术进步的这些特殊作用当然被记录下来了，但是并没有得出一般结论。

    科学和技术进步的限制当然是不足道的，但它对南亚的不利影响能够由旨在解决这一地区问题的更多研究所抵消。这可能是发达国家的另一类援助：比以前所给予的或现在考虑的技术援助更大规模的援助。这种研究工作一定要加强，并且方向正确否？

    技术进步的动力将对不发达国家产生更加不利的作用，增加它们的困难，并降低它们的发展潜力。

    当我们认识到，现在的发达国家如此迅速的技术进步可望在将来进展得更快的时候，才能领会前述观察现象的真正意义。在工业革命前，西方发展开始时变化并不快，过高估计西方国家早期发展中渐进的重要性是困难的。西方所有的重大“革命”——宗教、智力、地理、甚至政治的（巩固的民族国家和出现）——都发生在工业革命很久以前。它们缓慢地进行，西欧经历了几个世纪才习惯于变革，并准备变革。所以，变革、适应和流动的观念，是在西方人习惯于他们今天生活于其中的那种“持久的工业革命”之后，才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被逐步接受的。

    人们一般认识到，科学和技术的进步是这种渐进发展的结果，同时又是其推动力量。除了非常有限的次要领域之外，不发达国家不可能以同样方式实现它们的抱负。现代科学技术对它们来说几乎完全是来自外部的力量。

    对南亚来说，需要的是简短的，而不是渐进的变化。这些变化必须比西方国家发展早期更快地发生——甚至比这些国家正发生的变化更快。但是，不发达国家的长期停滞已经僵化了态度和制度，并在所有人口阶层加强了对变革的抵制。现代主义显然不会经由“自然”演进过程而来，这又成为国家采取激进政策的理由。计划的目的是通过国家干预造成发展，尽管存在我们在整个这一章已注意到的巨大困难。这样，国家发展计划思想的出现本身就构成了初始条件的一个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