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严格隔离开的生活和炫耀浮华是把他们排除在文艺复兴的精神运动以外的一个最主要原因。中世纪的伦巴第和诺曼底的传统，以及继之而来的法兰西的贵族影响，都有这种趋向；十五世纪中叶建立起来的阿拉贡的政权完成了这一工作，并在那不勒斯实现了一百年以后在意大利其余各地所发生的事情——按照西班牙的理想改变社会，这些理想的主要特点就是轻现劳动和热中于高贵的头衔。在1500年以前，这种新的影响所产生的效果甚至于在较小的城镇里边都是显著的。我们从拉卡瓦那里听到了不满的声音：这个地方的富庶曾是人所共知的，那时那里到处都有泥瓦匠和纺织工；而现在，替代了纺织机和泥瓦刀的，除了马刺、马镫和镀金腰带外就没有别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想成为法律博士或医学博士、公证人、官员或骑士，所以到处都是最难忍受的贫穷。在佛罗伦萨，在第一个大公柯西莫的时代，似乎发生了同样的变化；他对于选定那些轻视工商业的青年人作为获有他的圣斯蒂芬勋章的武士一事负有责任。这是直接违反佛罗伦萨的良好的老习惯的，按照那个习惯，父亲遗给儿女财产的条件是：他们必须有某一种职业（见本书第100页）。但是，一种追求爵位的奇怪而可笑的狂热，特别是在佛罗伦萨人中间，有时竟超过和阻碍了和它不相上下的文学和艺术的影响。这就是对于骑士身分的热中；在一个尊严本身已经失去了一切微小的意义的时代，这实在是当时的一件最荒唐的事情。

    将近十四世纪末，弗朗哥·萨克蒂写道：“几年前，每一个人都看到：所有劳动人民直到面包师傅，所有梳羊毛工人、高利贷者、银钱兑换商和各种各样的恶棍怎样变成了骑士。当一个官员去管理一个地方的小市镇时，他为什么需要一种骑士身分呢？这个头衔和任何一般混饭吃的职业有什么关系呢？不幸的尊严你何其衰颓啊！那长长的一系列的骑士职责，我们的这些骑士们尽到了哪一项呢？我所以要说这些事情为的是使读者看到：骑士身分已经死了。如果竟至于把荣誉赠给死人，那么为什么不赠给木石，不赔给一条牛呢？”萨克蒂用例证来说明的那些故事讲得非常清楚。在那里我们读到：贝尔那波·维斯康提给在一场喝醉了酒的吵架中获得胜利的人以骑士的称号，和后来又嘲笑地以同样的称号给了那个失败者；德意志的骑士们及其头盔和器械受到了嘲笑，以及更多的这一类的故事。后来，波吉奥嘲笑过他那个时代的许多没有马的和没经过战斗训练的骑士。那些想要维护他们的骑士勋位的特权，持着长枪佩带徽章骑马出现于佛罗伦萨的人将发现：他们可能遇到政府的干涉和许多嘲笑者。

    再仔细地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将看到：这种过了时的、同贵族家世没有关系的骑士制度，虽然一部分是疯狂地追求头衔的结果，但仍有它较好的另一面。比武的习惯还没有废除，不是骑士就不能参加。比武场中的决斗，特别是困难而危险的长枪刺戮提供了一个表现力气、技巧和胆量的良好机会；这些在一个如此重视个人长处的时代里是谁也不愿意忽视的，无论他是什么出身。

    从佩脱拉克时代以来，比武就被抨击为是一件危险而荒唐的事情，但这是没有用的。没有人因为这个诗人的感伤呼吁而相信他的话：“在哪本书上我们看到过这样的记载，说西庇阿和凯撒是马上比枪的能手呢？”这种习惯在佛罗伦萨越来越普遍了。每一个正派的公民都把他的比武——无疑地，这时不象以前那样危险了——看作是一种时髦的游戏。弗朗哥·萨克蒂给我们留下了一个这样的节日骑士——一个七十岁的公证人——的一幅可笑的图画。他骑在一匹从一个染匠那里赁来的瘦马的背上，到佩雷托拉参加那里廉价的比武。某一个爱开玩笑的人把一根荆棘绑在这匹战马的尾巴下边，马一受惊，就跑开了，把这个戴着头盔的骑手一直带回城里，弄得他遍体伤痕，饱尝惊恐。这个故事的不可避免的结果是，妻子对于他丈夫的这种极端荒唐的冒险大为震怒，把他严厉训斥了一番。

    在结束时还可以提到：美第奇家族对于这种比赛也感到极大的兴趣，好象是要表明——虽然他们是平民，血管里边没有贵族的血液——围绕在他们周围的社会在任何方面都不逊于一个宫廷。即使在柯西莫的时代（1459年）和以后的大彼埃特罗的时代，在佛罗伦萨都举行过辉煌的比武。小彼埃特罗为了这种消遣而忽视了政务，并且不穿上甲胄不肯让人给他画像。同样的习惯也盛行在亚历山大六世的宫廷里；当枢机主教阿斯卡尼奥·斯福查问土耳其的王子迪姆（见本书第126、132页），是不是喜欢这种场面，那个蛮族人很慎重地回答说：在他的国家里边，这种战斗只是在奴隶中间举行，因为这样，如遇意外，也就不在乎了。这个东方人在指责中世纪的这种习俗上，无意间和古代罗马人相合了。

    除了骑土道的特殊的支持者以外，我们在意大利各处，例如在费拉拉，还可以看到宫廷服务团（见本书第66及以下），它的成员是有权利获得这个头衔的。

    但是，尽管贵族和骑士们的个人抱负与虚荣心很大，可是意大利贵族在社交生活的中心占有一席地位但不是非常高的地位，仍是一个事实。我们看到它惯于和其他阶级在一个完全平等的基础上交往并在文化和学术上寻求它的天然的同盟者。诚然，对于一个廷臣，某种贵族身分还是需要的，但是人们明确宣称，这种要求是由于公众心目中的根深蒂固的成见——“由于一种普遍的意见”——形成的；它从来没有被认为含有这样的看法，一个人如没有贵族血统，他的个人价值就会有任何程度的降低，也从来不能从这一条规定就推论说，君主所交往的只限于贵族。它仅仅意味着一个完人——真正的廷臣——应该不缺少任何设想得到的有利条件，所以也就不能缺少这一项。在一切生活关系中，他之所以必须特别维持一种尊严的有节制的风度，理由并不在于他血管里流着的血液，而在于要求他做到的一种完美的风度。我们在这里已看到一种基于文化和财产的现代尊荣概念；基于财产只是因为它能够使人们致力于文化生活和有效地促进它的利益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