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创建者，虽然这些植物园可能主要是为了实用的目的，而这种最早的说法本身是可以商榷的。特别重要的是：君主们和富翁们在设计他们游玩的花园时，自然一定会尽可能最多地收集各种各样的不同种类的植物。因此在十五世纪，美第奇家的加里吉别墅的壮丽庭园，从我们所有的关于它的描写看来，几乎是一个有无数不同的花草树木的标本的植物园。十六世纪初，在通往蒂沃利的罗马·康帕尼亚地方的特流齐奥枢机主教的花园也是属于同一类的；它有由不同种类的玫瑰花圈成的篱笆，有各种不同的树木——果树种类之多尤为惊人——有二十种不同种类的葡萄树和一个大菜园。这显然与在西欧任何宫城或修道院里所能找到的二十种或四十种常见的药用植物是很不同的。和细心培植供食用的果树一起，我们也看到了对于一种其本身仅足以供观赏用的植物的兴趣。我们从艺术史中知道，这种收集植物的热情的消失和让位于所谓具有生动如画的风格的造园法已经是在很晚的一个时期了。

    外国动物的收集同样不仅为满足好奇心，而且也是为了较高的观察目的。从地中海南部和东部口岸运输的方便，和意大利气候的温和，使意大利常能购买南方的最大的动物，或从苏丹们那里接受它们作为礼物。那些城市国家和君主们特别渴望养有活狮子，即使狮子并不象在佛罗伦萨那样，是国家的标志。狮子洞一般是象在佩鲁贾和佛罗伦萨那样设在政府的宫城里边或附近；在罗马它是在加比托尔山坡上。这些野兽有时被用来作为政治判决的刽子手，而无疑地，除了这个目的之外，它还在人民心中保持着某种恐怖。它们的健康情况也被认为是吉祥或厄运的预兆。特别是它们的多产被认为是一种普遍繁荣的象征，就是乔万尼·维兰尼也认为他参观一个母狮的分娩是值得记载的。小狮子常常被送给盟邦和君主们，或者送给雇佣兵队长作为对他们的勇敢的一种奖赏。除狮子外，佛罗伦萨人很早就开始委派专门的饲养员来养豹子。费拉拉的博尔索常常使他的狮子和牛、熊以及野猪争斗。

    但是，到了十五世纪末，许多君主都保有真正的动物园，它们当时被认为是宫廷的应有设施的一部分。马达拉佐说：“养马、养狗、养骡子、养鹰和其他鸟类以及蓄有宫廷弄臣、歌手和外国动物是适合于大人物的身分的。”在费兰特等人执政的时代，那不勒斯的动物园里有一只长颈鹿和一匹斑马，好象是巴格达的君主赠送的。菲利波·马利亚·维斯康提不仅拥有价值五百金币或一千金币的马和贵重的英国狗，而且还有从东方各地弄来的一些豹；他为他从北欧国家收集来的猎鸟所付出的每个月的开支达到三千个金币。我们从布鲁纳托·拉蒂尼的著作中读到：“克雷莫纳人说，皇帝弗里德利希二世把普雷斯特·约翰从印度送给他的一只大象弄到他们的城内”；佩脱拉克记载过大象在意大利的日趋消亡。当葡萄牙的伊曼纽尔大王送给列奥十世一只大象和一条犀牛时，他很知道他是在做些什么活动。当时科学的动植物学的基础就是在这些情况下建立起来的。

    这些动物学研究的一个实际成果就是育马场的建立，而在弗兰切斯科·贡查加时代的曼图亚的育马场被认为是欧洲最早的一个。对于不同的马的品种的兴趣和关于它的知识无疑地和骑术本身是同样古老的，而欧洲种和亚洲种的杂交一定是从十字军东征时代起就成为平常的事情了。在意大利这个半岛上各大城镇所举行的有奖赛马对于改良马种是一个特别的诱因。在曼图亚的马厩中，我们能够找到在这些比赛中必然获胜的良马和最好的战马，以及最适合于作为礼品送给大人物的雄伟的骏马。贡查加保有从西班牙、爱尔兰、阿非利加、色雷斯和西里西亚各地方来的种马和母马，为了从西里西亚获得马匹，他曾和土耳其苏丹缔交。为了培育最好的良马，在这里进行了一切可能的试验。

    甚至也不乏人类的动物园。有名的枢机主教伊波利托·美第奇，是奈穆尔大公朱利亚诺的私生子，他在他的奇怪的宫廷里养有一队野蛮人，他们说二十多种不同的语言，而且都是他们那些种族的典型的标本。其中有具有北非摩尔人最优良血统的举世无双的走钢丝的人，有鞑靼人的射手，有黑人摔跤家，有印度潜水者和土耳其人，他们一般都陪伴着那位枢机主教出外打猎。当他于1535年早逝时，这个穿着杂色衣服的队伍肩舁着他的遗体从伊特利走到罗马，以他们混杂的语言和强烈的手势和大家一起对这个慷慨的枢机主教表示哀悼。

    这些关于意大利人和自然科学的关系，以及他们对丰富多彩的自然产物的兴趣的零散介绍，仅仅是一个伟大主题的片段。作者比任何人都深知自己关于这一方面知识的不足。很多关于这一主题有充分研究的专著，作者甚至连其书名也知道得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