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共和制或是暴君**，在这些国家的性质上存在着意大利人的早期发展的原因，这虽不是唯一的但却是主要的。正是因为如此，意大利人成了近代欧洲的儿子中的长子。

    在中世纪，人类意识的两方面——内心自省和外界观察都一样——一直是在一层共同的纱幕之下，处于睡眠或者半醒状态。这层纱幕是由信仰、幻想和幼稚的偏见织成的，透过它向外看，世界和历史都罩上了一层奇怪的色彩。人类只是作为一个种族、民族、党派、家族或社团的一员——只是通过某些一般的范畴，而意识到自己。在意大利，这层纱幕最先烟消云散；对于国家和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做客观的处理和考虑成为可能的了。同时，主观方面也相应地强调表现了它自己；人成了精神的个体，并且也这样来认识自己。希腊人曾同样地把他自己与野蛮人区别开来，而在其他亚洲人只是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种族的成员时，阿拉伯人已经感到自己是一个个人了。不难表明，这种结果主要是由于意大利的政治情况产生的。

    远在很久以前，我们就能在意大利随处发现一种自由人格的发展，这种发展在欧洲北部或者根本没有发生，或者未能以同样方式表现出来。卢特普兰德曾经为我们描写过十世纪的一群大胆的犯罪者，其中有一些是格雷戈里七世的同时代人，有少数是霍亨斯陶棻王朝第一代的反对者，他们就显示出这种性格。但在十三世纪末，意大利开始充满具有个性的人物；施加于人类人格上的符咒被解除了；上千的人物各自以其特别的形态和服装出现在人们面前。但丁的伟大诗篇在欧洲的任何其他国家都是不可能产生的，单只提它们还处在种族诅咒下这一理由就足以说明。对于意大利来说，这位堂堂的诗人，由于他显示出来的丰富的个性，是他那个时代的最具有民族性的先驱。不过这个在文学和艺术上的对于丰富多采的人类天性的揭示——这个多方面的描述和批判——我们将以独立的章节来加以讨论；这里，我们将只涉及那个心理状态的事实本身。这个事实是以最明确的和最不易弄错的形式出现的。十四世纪的意大利人对于任何形式的虚伪的谦恭或者伪善很不熟悉；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害怕与众不同，害怕在穿着打扮上和在立身行事上是一个和他的邻居不同的人。

    如我们所已经看到的，暴君**不仅在最大的程度上培养了暴君或雇佣兵队长本人的个性，而且也培养了他所保护的或为他所用的那些人——秘书、大臣、诗人和朋友——的个性。这些人不能不认识他们自己天性中转瞬即逝的或永久存在的内在才能；而他们的生活享受，由于想认可能是很短时期的握有威权和势力中得到最大的满足而加强和集中了。

    甚至他们所统治的臣民也没有摆脱同样的冲动。撇开那些在密谋反抗和阴谋中丧失了他们生命的人不谈，我们所说的是那些满足于一种严格的私人身份的，象拜占廷帝国和伊斯兰教国家的大多数城市居民那样的多数人。无疑地，一个维斯康提暴君治下的属民要想维持他们个人的和家族的尊严往往是困难的，而由于遭受奴役，道德品质一定丧失了很多。但是，在个性方面情况却不是这样；因为政治上的软弱无力并不阻碍私生活的不同旨趣和不同表现的生气勃勃和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