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怪事之类。过去一百年以来，人们曾经认真地争论着：西庇阿·阿非利加奴斯和汉尼拔究竟谁更伟大一些，皮奇尼诺在全书中必须被称为西庇阿，而斯福查必须被称为汉尼拔。但关于米兰的军队也必须说些称赞的话；这位诡辩家访晤了斯福查；被领去检视了军队，高度称赞他所看到的一切并答应把它写下传堵后代。除了他的写作之外，当时意大利的文献中也有关于战争和战略计划的丰富记载，它是为了满足一般受过教育的人和专门家的需要而写作的；而同时代的北方人的记叙，如迪博尔德·席林所写的《勃艮第战争》则犹未脱纯编年史的平铺直叙、就事论事、枯燥无味之病。以爱好者身分讨论军事问题的最伟大的“业余军事家马基雅维里”当时正忙于写他的《战争艺术》。但是，士兵个人的发展已在一对或者许多对战斗员的公开严肃的决斗中得到了最充分的表现，这种决斗在有名的《巴尔莱达挑战》（1503年）很久以前就已经实行了。胜利者肯定能够得到北方的武士们所不能得到的诗人们和学者们的称赞。这些决斗的结果不再被看作是上天的判断，而被认为是个人能力的胜利，而在旁观者看来，它似乎既是一个激烈竞争的判定也是使军队或国家荣誉得到增光。

    很显然，这种纯理智地对待战争问题，即使并没有强烈的政治仇恨，但在某些情况下，如在准许军队对一个城市实行劫掠时，就会产生最残暴的行为。斯福查曾经被迫准许他的士兵对皮亚琴察大掠四天（1447年），结果这个城市长期空无一人，因而最后不得不强迫人民迁来居住。但是，象这样的暴行，和后来的外**队，特别是西班牙军队所给予意大利的痛苦比起来仍旧算不了什么；这些西班牙人或许是因为有一点东方人的血液，或者是因为看惯了异端裁判所的景象，竟使人类天性中穷凶极恶的成分大为放肆。看到他们在普拉托、罗马和其他地方的行为之后，人们很难关注“天主教徒”斐迪南和查理五世会有任何更高的态度，他们知道这是一些什么样的劫掠者，而竟不加以约束。从这些统治者的密室里逐渐发现的大批文件将永远成为重要的历史资料；但却不能希望从这样的人们身上得到效果良好的政治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