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这种集权政治，一切在国境以内的合法反对行动都徒劳无益。恢复一个共和国所需要的种种因素已被永远毁弃，而所准备下的是一个暴力和**的场所。贵族们，即使他们仍然保有封建产业，但却没有政洽权利；他们可以随意地称自己为圭尔夫派或吉伯林派，可以用填充起来的长简袜和羽毛高冠或者他们所喜欢的别的形式来装饰他们的勇士，可是象马基雅维里那样有头脑的人却很了解，米兰和那不勒斯已经“**”到了不可能成为一个共和国的地步。一些奇怪的批判落到了这两个所谓政党的头上，它们现在仅仅是被用来给个人和家族之间的争端以正式支持的团体了。内提斯海姆的阿格利巴曾经劝告一个意大利的君主把它们压服下去，而这个君主的回答是，他们的争论可以使他每年收入共计一万二千多金币的罚款。1500年，在洛德维科·摩尔归国后的短暂时期里，托尔托纳地方的圭尔夫党人为了一劳永逸地消灭它的一切反对者，曾经把一部分比邻的法兰西军队召引到城内来，法国人开始时自然是掠夺和破坏了吉伯林党人，但最后对于他们的主人也采取了同样的手段，直到托尔托纳完全成为废墟为止。在罗马尼阿这个种种可怕的过激行动的温床，这两个党派的名字很久就失去了一切政治意义。它代表着人民的一种政治上的错觉，因为人们常常认为圭尔夫派是法兰西人的自然同盟者而吉伯林派是西班牙人的同盟者。我们看不出来那些想利用这种错误认识的人能得多大的好处。法兰西在她的一切干涉之后，最终仍不得不放弃这个半岛，至于西班牙，在她破坏了意大利之后怎么样，已为每一个读者所熟知。

    但是，应该转回来谈文艺复兴时代的暴君了，我们可能认为，一个思想单纯的人也许会争辩说：既然一切权能来自上帝，如果这些君主们得到全体臣民忠诚的拥护，那么，他们自己早晚一定会有所改进，从而消除他们以暴力起家的一切痕迹。但是我们不能期待那些感情激动雄心勃勃而又富于幻想的人也有这种想法。他们象庸医一样。想用消除表面征象的办法来治疗疾病。他们幻想如果杀死暴君，自由就自然会随之而来，或者就连这些也没想到，而只是为群众泄愤或为一个不幸的家庭或为一个被伤害的个人复仇。因为统治是绝对的，不受一切法律的限制，所以它的反对者也就有同样的自由来选择它的武器。薄伽丘公开地宣称：“我将称呼那个暴君为国王或者君主而把他当作我的国君来忠诚地服从么？不，因为他是国家的敌人。我可以使用武力、阴谋、密探、埋伏和欺骗等等手段来反对他；这样做是一个神圣而必要的工作。以暴君之血献祭是上帝所最嘉纳的。”我们不必在个别的例子上多费时间；马基雅维里在他的《史论集》的有名的一章中曾经谈到从希腊潜主时代以来的许多古今谋叛事件，并按照它们的不同的计划和结果而冷静地加以分类。我们只需要提到两种：首先是在教堂里实行的谋杀，其次是古代谋杀的影响。暴君得到严密的保卫，除了在庄严的宗教仪式上而外，在其他地方几乎是不可能对他下手的，而且也没有其他的机会能够看到他的整个家族集合在一起。因此法布利亚诺人在大弥撒当中听唱到作为暗号的信经中“圣神降孕”那句话时，谋杀了他们的统治家族，贾维斯特利的全家（1435年）。在米兰，乔万尼·马利亚·维斯康提大公是在圣格达多教堂的入口处被刺死的（1412年），加利佐·马利亚·斯福查是在圣斯蒂芬教堂被刺死的（1476年），而洛德维科·摩尔因为进入圣安布洛吉奥教堂时，不是进的人们指望他进的那个门口才得幸免于大公的孀妇波娜的党徒的利刃（1484年）。这种行为并不是有意地亵渎神明；加利佐的刺杀者们在谋杀之前还曾经向教堂的守护圣徒祈祷并虔诚地静听了第一台弥撒。但是帕齐家族对于洛伦佐和朱利亚诺·美第奇弟兄的谋叛（1478年）却遭到了部分的失败，原因是那个约好在一个宴会上进行谋杀的匪徒，蒙特西科，拒绝在佛罗伦萨礼拜堂里动手。某一个“熟悉那个神圣地方因而无所畏惧”的教士被劝诱替他干了那件事。

    对于古代谋杀的仿效（我们将常常提到它对于道德，尤其是对于政治问题的影响），统治者们自己留下了榜样，他们在他们的国家概念上和在他们的个人行为上都明言以古代罗马帝国为他们的模范。他们的反对者，当有意地用一种理论来开始活动时，就同样地以古代的诛戮暴君作为典型。要在主要问题上——在这种决定的本身上——证明他们有意识地模仿古代先例也许是困难的；但向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