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世纪的暴君**表现出它的性质已有所变化。许多不太重要的和少数较大的暴君如斯卡拉和卡拉拉等都已经消逝；同时，由于征服别人而强大起来的较有势力的暴君们却使他们的制度各有特殊的发展。例如，那不勒斯就从新的阿拉贡王朝那里得到了新的强大的动力。这一时代的显著特征是许多雇佣兵队长企图建立他们自己的独立王朝，人们不管传统的评价而只注意事实和事物的真正利害关系。才干和大胆极受重视。那些小暴君们为了得到可靠的支持，开始为较大的国家服务，他们自己成了雇佣兵队长，而他们效劳所得的报酬，即使不是领土的增加，也是金钱和可以实行虐政而不受惩罚的权利。一切暴君，无论大小，必须加倍努力，必须特别谨慎行事和工于心计，必须学会避免使用大规模的野蛮手段，因为舆论所能容许的只是那种为了实现一个目的而不得不有的过错，公正的旁观者对于这种过错自然是不加责备的。在这里，再也看不到用来支持西方合法君主的那种半宗教的忠诚的痕迹；我们所能看到的最近似的，是个人的声望。才能和心机是获得飞黄腾达的唯一手段。象大胆查理那样的性格，在热中于追求不切实际的目的中耗尽了自己的心力，对于意大利人来说是一件难于理解的事情。

    瑞士人不过是些农民，如果把他们都杀了，对于有可能阵亡的勃艮第贵族们也不见得是一种补偿。如果勃艮第大公不经过斗争而占领了整个瑞士，他的收入也不会多增五千金币。”查理性格上的中世纪特征，他的骑士抱负和理想，对于意大利人来说很久就已经成为不可理解的了。当南方的外交家们看到查理敲打他的军官，可是还让他们继续为他服役，看到他虐待他的军队，由于打败仗而惩罚他们，然后又在这同一军队的面前责备他的参议官时，他们认为这个人是完了。另一方面，路易十一，虽然他的政策高出于意大利君主们所实行的那一套，并且公然以弗兰切斯科·斯福查的崇拜者自居，但在文化教养各个方面较之这些统治者还相差很远。

    美德与恶行在十五世纪的意大利诸国家中奇怪地结合在一起了。统治者的个性是如此地得到了高度的发展，它往往具有如此深刻的意义并代表着那一时代的情况和需要，因之要对它作出一个恰当的道德判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这种暴君**制度的基础过去是，而且仍然是不合法的，没有东西能够消除它所带来的灾祸。皇帝的批准和授爵并不能改变这种情况；因为人民对于暴君或是从外国某处买来或是从某些过境的陌生人手里买来一张羊皮纸文书这一事实是并不重视的。他们不加分析地按照常识这样推论说：如果皇帝有什么用处的话，他就根本不会让暴君兴起。自查理四世的远征罗马以来，皇帝们在意大利除了批准那些没有靠他们的帮助而兴起的暴君政权外，没有做任何事情。他们除了凭一纸皇帝诏书所能给予的那些东西外，不能给与暴君**以任何其他实际权威。查理在意大利的整个行为是一幕可耻的政治喜剧。马提奥·维兰尼叙述查理怎样在维斯康提家族护卫下周游他们的辖区和最后被护送出境，叙述他怎样象一个小贩到各处出卖地的货物（君主特权等等）来换钱；他在罗马的表现是多么丑恶，以及怎样在最后连刀都没有出鞘就带着装满了金银的箱子越过阿尔卑斯山返回他的国内。仍然向往过去的伟大光荣的热情的爱国者和诗人，对于他的来到意大利还是抱着极大的希望，只是到后来，这种希望才由于他的可怜而又可笑的行为而消散了。佩脱拉克曾经屡次写信给这个皇帝，鼓励他越过阿尔卑斯山恢复罗马过去的光荣和建立一个新的统一帝国；现在，这个皇帝终于来了，但并没注意这些远大的计划，可是佩脱拉克仍然希望他的梦想能够实现，孜孜不倦地从口头上和书面上力图以此来打动皇帝；但最后当他看到查理屈服于教皇，给皇帝的威权带来了耻辱时，他终于不能不怀着厌恶的心情离他而去。而西吉斯蒙多在1414年的第一次来到意大利时，最少是抱着劝说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参加他的宗教会议的好意的。在这一次旅行当中，当教皇和皇帝站在克雷莫纳的高塔上眺望伦巴第的全景时，他们的东道主，加比诺·丰多洛暴君曾经想把他们两个人都从高塔上推下。在西吉斯蒙多第二次来到意大利时，他仅仅是一个冒险家，除了授给贝卡德里以诗人的桂冠外，一点也不能证明他有什么皇帝的特权。有半年以上，他一直在锡耶纳闭门不出，象一个债务者被关闭在监狱里一样，直到后期经过周折才在罗马举行了加冕礼。再想一想弗里德利希三世又能怎么样呢？他到意大利来好象是在作假期旅行或漫游；供给他费用的那些人是为了要他确认他们的特权或者为了满足他们曾经招待过皇帝的虚荣。那不勒斯的阿尔方索就是后一种例子，他曾经为了获得皇帝访问的光荣而付出十五万金币。弗里德利希第二次从罗马回来的时候（1469年），在费拉拉一整天没离开屋子，颁发了不下于八十个爵位，他授封了骑士、伯爵、博士、公证人——伯爵分有不同等级，如宫廷伯爵、有权授封博士到五人的伯爵、有权给私生子以合法地位的伯爵，有权派定公证人的伯爵等等。可是，当时的掌玺官希望从这些封赠中得到一些报酬，而这在费拉拉被认为是过多了。博尔索也在他的帝室保护人给所有小朝廷分封爵位和令状的同时被册封为摩德纳和勒佐大公，但他每年必须缴纳四千金币作为谢礼。博尔索对于此事有何意见不见记载。那个时代的主要代言人，人文主义者，对于此事随着他们个人的利害关系而有不同的意见，其中有几个人以首都罗马诗人们的照例的歌颂对皇帝表示欢迎。波吉奥曾经坦白地说，他不知道加冕有什么意义；在古代，只有打了胜仗的大将军才被加冕，而在那时是用桂冠来给他加冕的。

    随着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即位，不仅开始了外国的一般干涉而且也开始了对于意大利的新的帝国政策。它的第一步——授封洛多维科·摩罗为米兰大公和排除掉他的不幸的侄子——就不是一个效果良好的措施。按照近代干涉的理论，当双方相持不下，使国家陷于分裂的时候，第三者可以插手进来从中取利，帝国就是按照这个原则来行事的；但公理和正义却被抛弃在一边了。当路易十二将要到热那亚时（1502年），帝国之鹰从公爵的宫殿上被取下而代之以彩绘的百合花徽，历史家塞纳雷加问道：经过多少次变乱而保存下来的鹰徽到底有什么意义，帝国对于热那亚到底有什么权利。除了“热那亚是帝国的账房”这句老话外，没有人再知道其他的事情。事实上，在意大利没有人能对于任何这样的问题做出明确的回答。最后，当查理五世把西班牙和帝国合并在一起的时候，他能够借用西班牙的力量实现帝国的权利，但人所共知的是他这样做的结果是对于西班牙的君主国而不是对于帝国有利。

    与十五世纪各朝代政治上的不合法有密切关系的是社会上对于嫡系继承的不加重视，而这在外国人——例如科米斯——看来尤为显著。这二者自然是不可分的。在北方的国家，象勃艮第，没有给庶出的后裔以有明显附属意义的封地，如主教管区之类；在葡萄牙，一个没有合法地位的世系只能以不断的兢兢业业的努力来保持住王位；与此相反，在意大利即使是在直系子嗣中，也没有一个王室的家族是不容许私生子存在的。那不勒斯的阿拉贡世系君主就是属于庶出的世系，而阿拉贡主王国本身落到了阿尔方索一世的兄弟的身上。乌尔比诺的大弗里德利希也许根本就不是蒙特费尔特罗家族的后代。教皇庇护二世在去参加曼图亚会议（1459年）的途中，受到伊斯特家族的八个私生子在费拉拉并辔出迎，其中有在位的博尔索大公本人及其庶出兄弟前任大公利奥纳洛的两个庶子。利奥纳洛曾经有一个明文正娶的妻子，她本人就是那不勒斯的阿尔方索一世和一个非洲女人的私生女。在合法的子女未成年，和发生安危存亡的紧急关头，私生子往往得继承君位，而年长者的继承统治就获承认而不再计及出身的嫡庶了。个人的才具、身价和能力比当时在西方其他各地通行的一切法律和习惯都更为重要。的确，这是一个教皇的儿子们建立王朝的时代。在十六世纪，由于外来思想和当时开始的反宗教改革运动的影响，整个问题才受到了更严格的考虑。瓦尔奇发现：嫡出子的继承是“理智所判定的，从来就是上帝的意旨”。美第奇家的枢机主教伊波利托认为他应该做佛罗伦萨的君主，因为他也许是一个合法婚姻所生的后代，并且无论如何是一个贵族淑女的儿子，而不是象阿利桑德罗大公，是一个使女的儿子。现时开始的对贵人娶贱女为妻不得有继承权的恋爱婚姻的看法，在十五世纪，无论从政治的或道德的理由来看都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但在十五世纪中，最高的和最受赞扬的不合法形式是由雇佣兵队长提供的。一个雇佣兵队长，不论是什么出身都可以取得一个独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