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坦·本德·凡勃伦(1857—1929)是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制度学派的创始人。

    凡勃伦出生在美国明尼苏达州一个挪威移民的家庭里，在青年时代，他入卡尔登学院读书，受业于美国边际效用学派首领约翰·贝兹·克拉克。大学毕业之后，凡勃伦又入耶鲁大学研究院。后来凡勃伦曾在康奈尔、芝加哥和斯坦福等大学教书。凡勃伦在耶鲁大学时就写过一篇《论1837年恐慌》的经济论文。他的成名则是在1899年发表《有闲阶级论》这本书之后。在20世纪初，凡勃伦继续发表了《企业论》(1904年)、《现代文明中科学的地位》 (1919年)、《工程师和价格制度》(1921年)、《不在所有权和最近的商业企业》(1923年)等著作。

    凡勃伦的经济学说在资产阶级经济学界曾经引起热烈的争论。这个别树一帜的庸俗学派在20世纪20和30年代达到它的发展高峰。许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成为凡勃伦学说的信徒。在罗斯福实行“新政”的时期，制度学派的一些成员还参与了“新政”的筹划。

    制度学派的产生和它的一度兴盛，同美国社会经济和阶级斗争的发展情况密切相关。我们知道，美国原是资本主义发展比较晚的一个国家。但是，在19世纪末，它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到 1894年，美国工业发展的速度已超过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跃居世界第一位。在20世纪初，美国已经变成了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之一。与此同时，美国也成为资本主义矛盾最深刻的国家，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在19世纪80和90年代，美国工人就大规模地展开了反对垄断资本的罢工、示威和饥饿进军等运动。在20世纪初，美国工人运动有了更加广泛的发展。在1905至1912年之间，美国工人举行了一系列大规模的罢工，发动了各种反对垄断资本的英勇斗争。

    在社会阶级斗争日趋尖锐的情况下，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深感到传统的辩护理论已经陈腐，不能适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和反对无产阶级斗争的需要，因此在20世纪初，许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积极寻找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新方法和新形式。凡勃伦的经济学说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

    (一)

    凡勃伦是以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评家”的面目出现的。按照他的说法，到19世纪中叶为止，一切经济学说都是建立在享乐主义的心理学和“确信世事变迁的过程中，有渐入佳境的趋势”(《近代文明中科学的地位》)这两个原则的基础上。凡勃伦认为，享乐主义的心理学把人看做是“快乐和痛苦的计算者，俯仰浮沉于刺激力推动之下，好像一团性质相等的快乐**的血球”，这种见解把人看做是被动的，其行动主要受追求快乐和避免痛苦的冲动支配，这是同新心理学不符的。至于世事“有渐入佳境的趋势”，按照凡勃伦的说法，这是形而上学的，以这种渊源于神学的观点为前提的关于自然规律的理论、关于自发调节的理论以及其他理论，也都与事实不符。在凡勃伦看来，以往经济学说的前提既然同事实不符，它们的理论体系也就不可能正确。

    显然，凡勃伦的“批评”并不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以往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他的“批评”不过是出于这个事实，即在垄断组织占统治地位、经济危机日趋严重、阶级斗争不断尖锐的情况下，资产阶级传统经济学所宣扬的自由竞争可以自发地和谐地调节社会经济，促进财富的生产，充分满足人们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是一致的等等论调已经同客观事实格格不入。为了另创一种新的“学说”，更好地为资产阶级效劳，他才对过去的庸俗经济理论做出这样的“批评”。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凡勃伦以19世纪末在美国产生的新心理学为基础，创立了所谓“制度”经济学说。他认为，经济学说研究的对象应该是人类经济生活借以实现的各种制度。在他看来，制度是由思想和习惯形成的，而思想和习惯又是从人类本能产生的，所以制度归根结底是受本能支配的。他认为，本能树立了人类行为的最终目的，推动了人类为达到这种目的而作的努力，理智则不过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方法。个人和社会的行动都是受本能支配和指导的。这些行动逐渐形成思想和习惯，进而形成制度。制度产生之后，就对人类的活动发生约束力，本能所产生的目的就在已经形成的制度中得到实现。凡勃伦认为，对社会经济生活和制度起决定作用的本能分为三类：一、父母的天性；二、工作的本能；三、随便的好奇心。因而，他把对制度的分析，最终都归结为对心理的分析。在分析心理现象变化的时候，凡勃伦又以人种学、文化史、生物学、自然历史、宗教等为辅。所以，他的经济学说实际上是一个五花八门的大杂烩。

    凡勃伦应用心理学来解释制度的由来，又用庸俗进化论来说明制度的发展和演变。按照他的看法，制度既然是思想和习惯长期积累的产物，它就不可能进行根本的改变。凡勃伦认为，生物界的生存竞争和优胜劣汰的规律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制度的演进过程也就是人类的思想和习惯的自然淘汰过程，或人类应付外界环境的心理的变化过程。他在研究制度的发展过程时又把两类制度作为研究的中心，一是财产所有权或金钱关系的制度；一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技术或物质生活的工具供给；前者出自人类的虚荣本能，后者出自人类的工作本能，它们都是广泛存在的社会习惯。他对近代经济生活的分析中贯串着对这两类制度的分析。从庸俗进化论出发，他把人类社会历史划分为：一、野蛮时代；二、未开化时代；三、手工业时代；四、机器方法时代。他详细论述了在这四个时代变迁的过程中，上述两类制度如何产生和变化。

    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这本书就是根据上述思想写成的。为了了解他关于制度的基本思想，我们无妨从这本书引证几段话。在第八章中，凡勃伦写道：“制度实质上就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的某些关系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习惯；而生活方式所由以构成的是，在某一时期或社会发展的某一个通行的制度的综合，因此从心理学的方面来说，可以概括地把它说成是一种流行的精神态度或一种流行的生活理论。如果就其一般特征来说，则这种精神态度或生活理论，说到底，可以归纳为性格上的一种流行的类型。”“制度必须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因为就其性质而言，它就是对这类环境引起的刺激发生反应的一种习惯方式。”凡勃伦还写道：“人类在社会中的生活，正同别的生物的生活一样，是生存的竞争，因此是一种淘汰适应的过程；而社会结构的演进，却是制度上的一个自然淘汰的过程。关于人类制度和人类性格的一些已有的与正在取得的进步，可以概括地认为是出于最能适应的一些思想习惯的自然淘汰，是个人对环境的强制适应过程，而这种环境是随社会的发展、随人类赖以生存的制度的不断变化而逐渐变化的。”

    从凡勃伦的上述看法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并没有脱出旧的庸俗经济学的窠臼。我们知道，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是社会经济制度，即特定社会的生产关系。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曾经科学地说明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以及它同人们的思想意识的关系。他写道：“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注1）凡勃伦一如19世纪下半期的各个庸俗学派，宣扬社会经济发展取决于主观心理上或精神上的原因，把制度归结为在人们主观心理的基础上产生的思想和习惯，并用这种受心理和精神支配的一般的制度来代替社会经济制度。从这种庸俗见解出发，凡勃伦歪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说成是由心理上和精神上的原因引起的，可以随思想和习惯的转变而改变的。

    在制度进化问题上，凡勃伦把庸俗进化论搬到经济科学中来，把社会发展规律和生物进化规律等同起来，其目的完全在于反对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根据客观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深刻地阐明：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这些关系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了生产力的桎梏，这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马克思还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揭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必然性。虽然凡勃伦宣扬进化论的形式和其他庸俗学派有所不同，然而它们都是为了反对马克思所揭示的科学原理，反对20世纪初正在欧美蓬勃发展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

    凡勃伦把自己的制度经济学说看做是新的“理论”，但是如果我们把它同德国的新历史学派作一个比较，便可看出两者的基本观点是大同小异的。不论新历史学派，还是凡勃伦，都从人们的心理或精神出发解释社会经济现象；都强调经济学的任务是研究和考察制度的历史进化过程；都致力于描述社会经济生活发展的表面现象；都抛弃对经济现象的理论分析，而热中于寻找一套能克服资本主义矛盾的办法。所以，凡勃伦的学说实际上乃是德国历史学派在美国的一个变种。

    (二)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凡勃伦如何应用他上述的思想来解释资本主义制度。他认为，从生产技术方面来说，现代经济发展是处于“机器方法”的时代。在现代工业社会中，“除非依靠已被接受的机械装备和机械操作的帮助，否则就不能进行”。机器工业已在工业体系中居主导地位，其余部分都以机器工业为转移。机器方法使工业变成高度复杂的完整的有机体，物质生产是由各种连续操作的结合形成的，“由于各项操作之间的这种连结关系，现代工业体系中含有一种广泛的、平衡的机械操作性质。”(《企业论》)同时，各种操作要求标准化和高度精确。就人类的物质福利来说，这种工业制度能够无限制地进行物品的生产。就财产所有权来说，它在现代经济中表现为资本的所有权。工业技术的运用完全以企业家的意旨为主。而“企业的动机是金钱上的利益，它的方法实质上是买和卖，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