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在生活过程中有了广泛、深刻的影响，或者是已经与民族的生活历史密切结合，这种习惯就更加巩固，更加有力。

    各色各样的人有各色各样的习惯，养成这些习惯的难易程度彼此不同，放弃它们的难易程度也彼此不同；这一点说明，各种习惯的养成，并不单是一个经过时间长短的问题。决定支配着任何个人的生活方式的究竟是哪一类习惯的，不仅是习惯养成的时间的长短，而且同样重要的是性格上的遗传特征。在任何社会里，在其遗传特征中普遍存在的性格类型，或者换句话说，在其种族中占优势的性格类型，在决定社会在日常生活过程中表现的范围和方式上具有很大的力量。出于遗传的性格特征，会怎样迅速地、明确地影响到个人习惯的构成，可以举例来说明。例如有些人有极端严重的饮酒无度的习惯，这种习惯的养成，有时候是极其容易的。又如，有些人在宗教信仰上有天赋的特性，因此这种习惯的养成，对这部分人来说，同样是极其容易的，也是无可避免的。有些人格外容易习惯于所谓浪漫的恋爱的那种人类环境，这一点也具有与上面的例子大致相类的意义。

    各人的禀赋不同，因此各人的生命活动力向某些方向开展的难易程度也彼此不同。有些习惯与人们的特有禀赋或比较强烈的性格特征或比较容易表现的方向是一致的，因而它们同人们的幸福有重大关系。构成生活水准的某些习惯是有相当韧性的，而确定这种韧性的是上述遗传特性的作用，这一点说明，人们放弃有关明显消费的任何支出为什么会感到极度为难。作为这类习惯的依据的一些特性或性格特征是含有竞赛因素的；而这类竞赛性的、也就是含有歧视性对比作用的倾向，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是人类性格的普遍特征。这种性格特征很容易在任何新形态下有力地活跃起来，而且在任何新形态下一经找到了惯常表现的机会，就极其有力地扎下了根。当一个人已经养成了在某一类型的荣誉消费中寻求表现的习惯，当某一类型或某一方向下的活动，在这些活跃的、影响深远的竞赛倾向的支配之下，对某一类刺激力量已经惯于作出反应，这时要他放弃这类习惯，他是会极端不愿意的。另一方面，不论什么时候，如果财力有了增长，使个人能够向更大的规模和更大的范围开展他的活动过程，则民族中的那些历史悠久的性格倾向将发挥作用，将从中决定生活应当向哪个方向开展。有些性格倾向，在某种有关的表现形态的领域中原来已经很活跃，并且得到了现时的、公认的生活方式所明白表示的意向上的协助，而使之得以实现的物质资料和机会又都是现成的——这样一类性格倾向，当个人的综合力量有了新的增长而急于表现时，在形成其表现的形态与方向方面，有着格外重大的作用。具体地说，在任何社会，如果明显消费是生活方式中的一个因素，当个人的支付能力有所增长时，这种增长所采取的形式，势必是属于某种公认的明显消费形式。

    除了自卫本能以外，竞赛倾向大概是纯经济动机中最强烈的，而且是最活跃、最持久的。在工业社会里，这种竞赛倾向表现在金钱上的竞赛上，就现代西方文明社会而言，实际上这等于是说它表现在明显浪费的某种形态上。因此当现代社会的生产效能或商品产量，除供应最基本的物质需要以外还有剩余时，明显浪费方面的需要是随时准备吸收这个余额的。在现代情况下，这样的结果假使没有发生，那末所以会出现这种矛盾，通常的原因总是在于个人财富增进的速度过高，消费的习惯没有能赶上；或者是由于这些人愿意把明显消费方面的增进推迟一步，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做，一般总是由于要储备力量，提高作出总的支出时的炫耀效果。当生产效能提高，可以用较少的劳动取得同样的生活资料时，社会中那些勤劳的成员所全力以赴的总是要在明显消费方面获得更高的成效，而不是松下劲来，把前进的步子放慢。当提高了的生产效能使生产上的紧张有了缓和的可能时，事实上并没有缓和下来，只是把生产的增量用来适应明显消费方面的需要，这种需要是可以无限扩大的，按照经济理论上的一般说法，这是属于高一层的或精神上的需要。詹姆斯·穆勒说得好，“所有已有的机械发明，是否已经减轻了人类的辛勤劳动，迄今为止还是个疑问。”他所以能这样说，主要就是由于在生活水准中存在着这样一个因素。

    某个人的生活水准应当是怎样的，这一点大部分决定于他所隶属的那个社会或那个阶级所公认的消费水准。所以会这样，直接原因是他时刻要注意到这个水准，习惯成自然，这个水准已与他的生活方式合而为一，因此使他有了深刻印象，认为执行这个消费水准是对的、好的，间接原因是公众方面的坚决态度——遵守公认的消费水准是一个礼仪上的问题，因此不遵守这个水准是要受到轻视、受到排斥的。接受并执行社会上通行的生活水准是既愉快又适宜的一件事，为了个人享受，为了生活舒畅，是非做到不可的。任何阶级的生活水准，就明显浪费这一因素来说，一般总是高到尽其收益力所能及的程度的，不仅如此，它还一直倾向于进一步提高。其对人们的活动发生的影响是，导使他们倾其全力，在专一的目的下从事于猎取尽可能多的财富，对于没有金钱利得的工作则一概拒绝。对消费的影响是，使消费集中于某类事物，这类事物对于要博得其好评的那些观察者说来，是最明显，最容易看到的，至于不涉及时间方面与物质方面的荣誉性消费的那类性格特征，则由于弃而不用，已渐就湮没。

    这种对于可见的消费这方面的偏重所造成的结果是，多数阶级的成员的家庭内部生活，同他们在大众面前公开的那部分生活此起来，前者多比较简陋，后者多比较奢华。另一个相因而生的结果是，人们往往把自己的私生活隐蔽起来，不让外人窥见。就可以私下进行而不至于受到指摘的那部分消费来说，他们的生活是与左近的人完全隔绝的。因此在多数工业发达的社会里，人们的家庭生活是处于不公开状态的，也因此，出于比较深远的渊源，那种对自己的私生活讳莫如深的习惯，已经成为一切社会中上层阶级的礼仪上的一个显著特征。那些对荣誉性消费要求格外迫切的阶级，其人口出生率都很低，这也未尝不是起源于以明显浪费作为生活水准的基础这一点的不容忽视。生下了个孩子，要在很体面的方式下扶养他，由此涉及的明显消费、也就是由此增出的开支是很可观的，这就造成了生育上的一个强大阻力。谈到马尔萨斯的限制人口主张，这也许是最有实效的一点。

    上面谈到生活水准中荣誉消费这一因素在两个方面发生的后果，一方面是物质生活与物质享受的比较暗藏的部分支出的紧缩，还有一方面是生育的节制，以这两点而言，表现得最突出的似乎是从事于学术研究工作的那些阶级。一般都认为他们的特点是具有高人一等的天赋与稀有的造诣，因此总是习惯地把他们列入高于按照其金钱力量所应列入的那个社会等级。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礼仪的消费水准就提到了与上述看法相应的高度，结果留下来可供生活上其他方面使用的剩余部分就异常狭小。出于环境的压力，他们自己对礼仪消费怎样才算是恰当的、算是适合身份的这个方面的习惯看法，以及社会在这个方面对他们的瞩望，在水准上都是非常之高的，以他们的富裕程度和收益力来计量，与名义上社会地位同他们相等的那些非学术阶级对照，这个水准肯定是过高的。在任何现代社会，如果学术研究工作不是像教士那样成为一种独占性职业的话，从事这类研究工作的人，就难免要同财力在他们之上的一些阶级相接触。这些在财力上占上风的阶级所通行的高度的金钱礼仪水准，不断地渗入学者阶级，而且渗入以后，其严格程度几乎一点也没有减轻，结果使这类学者阶级的明显浪费方面的支出在其资力中占到了较大的比率，其比率之大是再没有别的阶级比得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