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舍自由，他可以着重研究他最关心的问题。

    我在写作本书时，除了书中提到的那些人外，我还得到其他许多人的帮助。我愿在这里向其中的一些人表示感谢。有三份不同的手稿在我的学生和同事中传阅过，我从他们那里得到了无数的建议和批评，这使我获益匪浅。我感谢艾伦·吉伯德对我的初稿（1964－1965年）提出的批评。他不同意当时的无知之幕的提法，为了考虑他的意见，似乎有必要把某种关于善的理论也列入本书。其结果就是以第七章中讨论的概念为基础，提出了基本的善这个概念。我还要感谢他和诺曼·丹尼尔斯，因为他们指出了我把功利主义说成是个人责任和义务的基础这一点难以自圆其说。他们的异议使我删去了这一论题的大部分内容，并简化处理了这一部分的理论。戴维·戴蒙德对我关于平等问题的论述表示强烈的异议，尤其不赞成我在讨论中没有考虑地位的相关性问题。为了努力论述这个问题和其他问题，包括社会作为社会联合中的社会联合问题以及自由权优先问题，我最后把自尊作为一种基本的善这样的内容加入书中。关于政治责任与义务问题，我和戴维·理查兹进行了有益的讨论。虽然职责以外的工作问题不是本书的中心论题，但我在对这个问题进行论述时也曾得到巴里·柯蒂斯和约翰·特罗耶的帮助；尽管如此，他们可能仍然不赞成我的观点。我还应该感谢迈克尔·加德纳和简·英格利希，是他们使我得以在最后文本中作了几处修改。

    一些人对已发表的这些论文进行了讨论，我很幸运得到了他们宝贵的批评意见。我感激布赖恩·巴里、迈克尔·莱斯诺夫和R·P·沃尔夫对正义的两个原则的提出和论证所进行的讨论。凡是我没有接受他们的结论的地方；我也不得不根据他们的意见把论点作进一步的发挥。我希望，现在提出的这个理论不会再遭到他们的非难，也不会再遭到约翰·查普曼的极力反对。正义的两个原则与我所说的普通正义观之间的关系，与S·I·本所提出的那种关系有类似之处。我向他，也向劳伦斯。斯特恩和斯科特·布尔曼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在这方面所提出的建议。诺曼·卡尔对这些论文中关于道德理论的观念提出过批评，我觉得他的批评大体上是正确的，因此，我努力使这个正义理论得到提高，以免遭到他的非议。我在这样做时，从伯顿·德雷本那里获得了教益，因为他向我说明了W·V·奎因的观点，并使我相信，关于意义和分析的概念不像我所构想的那样在道德理论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管从哪个方面来看，它们与其他哲学问题的相关性是毋庸置疑的；但我试图使正义理论不受它们的限制。因此，除某些修改外，我所遵循的仍然是我的论文《伦理学概要》中所表明的观点。我还要对A·K·森表示感谢，感谢他对正义理论所进行的寻根究底的讨论和批评。这些讨论和批评使我能在许多地方改进了对问题的表述。对于希望研究经济学家所认为的更正式的社会选择理论的哲学家来说，他的书将会证明是必不可少的。同时，哲学问题也得到仔细的论述。

    许多人都对这几份不同的手稿自动地撰写了评论文章。吉尔伯特·哈尔曼对最初一稿的评论十分重要，使我不得不放弃若干观点并在多处作出根本的修改。我在博尔德哲学研究所时（1966年夏），还得到其他一些人的评论意见，有伦纳德·克里默曼的，有理查德·李的，还有亨廷顿·特雷尔的；后来又是特雷尔的。我努力根据这些意见来调整我的观点，其中也包括查尔斯·弗里德、罗伯特·诺齐克和J·N·希克勒的非常广泛而有益的意见，他们每一个人自始至终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在阐述关于善的见解时，我从J·M·库珀、T·M·斯坎论和A·T·蒂莫茨科那里以及与托马斯·内格尔的多年讨论中获益匪浅。我还要感谢内格尔帮助我弄清楚了正义理论与功利主义的关系。我也必须感谢R·B·布兰特和乔舒亚·拉比诺维茨对修改第二稿所提出的许多有益的见解，感谢B·J·迪格斯、J·C·哈桑伊和W·G·朗西曼的有启发性的来信。

    在撰写第三稿期间（1969-1970年），布兰特、特蕾西·肯德勒、E·S·费尔普斯和艾米莉·罗蒂不断提出建议，他们的批评意见是有很大帮助的。在这一稿中，我得到了赫伯特·莫里斯、莱斯诺夫和诺齐克的许多宝贵意见和修改建议；这些意见和建议帮助我避免了许多失误，使本书的质量大大提高。我尤其要感谢诺齐克在最后阶段所给予的切实帮助和鼓励。遗憾的是，我没有能够处理我所得到的全部批评意见，我也完全意识到仍然存在的各种缺点；我感谢他们，是因为本书从开始到现在所取得的成果，而与由于种种可能的原因书中仍然存在的不足之处无关。

    斯坦福大学高级研究中心为我提供了完成我的工作的理想场所。对它在1969－1970年给予的支持，对古根海姆和肯德尔基金会在1964－1965年给予的支持，我谨表示深切的谢意。我要感谢安娜·托尔和玛格丽特·格里芬在最后一稿中对我的帮助。

    如果没有这些好人的善意，我是决不可能完成这本书的。

    约翰·罗尔斯

    1971年于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