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三章里，我论述了某些现有的唯理智倾向对我们的政治行为理想、我们的代议制度以及我们用来在职业官员当中保证智力主动性和效率的方法——亦即对国家内部组织可能发生的影响。

    在本章里，我要来论述同一些倾向对国际关系和不同种族之间关系的影响。但是，离开单独一个国家而处理几个国家的相互关系，马上就会碰到一个根本性问题：国家是什么？大英帝国或欧洲同盟是一个国家还是许多国家？两个地区中的每一个社会如今都对另一个社会发生政治影响，电报和轮船已把原来对那种影响进一步扩展的限制消除殆尽。是在感情上或体制上进行联合呢，还是有任何经久的原因限制有效政治团结的地理范围或种族范围，从而限制国家的领域和组成呢？

    亚里士多德在古代世界的条件下写作时，断言只有十个人的社会不是国家，人口达十万的社会同样不是国家。他的论点是以人的感官和人的记忆力可测量的事实为根据的。一个国家的领域必须站在高处可“一览无遗”，全体正式公民参加的会议必须能听见一个声音——一个真正的人的声音，而不是传说中声若洪钟的传令使者的声音。执政官们必须能够记住所有他们的同胞的脸和个性。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忽视这一事实：他所知道的地球的表面几乎全都被比他的规则所允许的大得多的国家占据了。但是他否认大的野蛮君主国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

    我们自己往往容易忘记亚里士多德所依据的事实是既真实又重要的。希腊和中世纪的城邦的历史表明，当每个公民的整个环境处于他的感官和记忆的第一手范围之内时，对于人类的某些最高级活动和感情是一个何等有效的促进。今天，只有在文明主流之外的村庄里，人们才认得邻人的脸，每天看见他们在其中工作和休息的田野和农舍。然而，即使今天，当一个村庄被四下延伸的市郊吞并，或被大量涌入的新的工业人口淹没时，一些老年居民感到他们正在同生活中一些深奥的东西失去联系。

    一年前，我和一个爱行路、爱思索的约克郡老教师站在艾尔达尔河的高高的沼泽地边上。我们对面是夏洛特·布朗蒂当年在那里做过家庭女教师的邸宅，下面是铁路，把一些从事工业的农村连接起来，这些农村已开始相互向对方延伸，很快就将通过河谷，化为连绵不断的高烟囱和石板屋顶。老教师告诉我，就他记忆所及，往昔对乡土的眷恋是怎样从这一地区消失的。我问他，是否可能有一种新的感情，如今人们既然生活在广大的知识和推理的天地里，而不是生活在狭小的视听的天地里，是否会出现一种书籍和地图激发的爱国心，成为比乡村街道激发的爱国心更好的生活指导？

    对此他断然否定；他说，旧的感情消失了，没有任何东西替代它，将来也不会有，有的只是一种**裸的、蠢蠢欲动的个人主义，永远追求个人的满足又永远得不到满足。接着，几乎是用莫里斯①和罗斯金②的语言，他开始要求说，我们如果能永远忘掉蒸汽和电力而重新获得生活的真正财富，回到中世纪村庄的农业和中世纪城镇的手工业，那么，我们付出的代价将是微乎其微的。

    ①莫里斯（1834—1896）：英国作家、诗人、散文家。——译者

    ②罗斯金（1819—1900）：英国作家、美术评论家、社会改革家。——译者

    他知道，我也知道，他的要求是绝对实现不了的。即便在老的条件下，希腊、意大利和佛兰德城邦也灭亡了，因为它们太小，无法抵抗一些较大尽管组织较差的社会而保住自己；而工业进步是一个甚至比马其顿或西班牙军队更锐不可当的入侵者。对于人数不断增多的一部分现代英国居民来说，现在已没有他们在旧的意义上的“立身”之地。几乎所有管理英国工业的人，还有人数迅速增加的体力劳动者，每天乘电车或火车在居住地和工作地之间往返，沿途所见景物要比他们的眼睛所能容纳或头脑所能记住的多一百倍。用威尔斯先生的话说，他们“失去了地方性”。

    但是，既然我们不再能把我们的感官极限当作估计文明国家可能有的幅域的基础，似乎压根就没有什么东西可用来作这种估计了。我们怎样来确定用蒸汽或电力进行有效沟通的限度，或者代表制和联邦制这类政治手段能扩及的范围呢？亚里士多德在说明国家的大小与其公民的权力的关系时，曾用一条船做比喻，他说这条船不可太大，大得非常人的体力所能操纵。“一条两浪①长的船根本不是船”。但是卢西塔尼亚号②船的长度已经接近一浪半，而一个世代后的造船技师可能达到的船的长度的上限是多少，甚至无人能猜测。如果我们认为一个国家可大于一个人的视界，那么，使全地球受一个像美国或大英帝国那样有效的政府管辖的技术上的困难已经克服了。如果这样一个政府是不可能的，其不可能必然不是由于我们的感官和体力的限制，而是由于我们的想像力和同情力的限制。

    ①浪：英国长度单位，等于1/8英里。——译者

    ②卢西塔尼亚号：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英国轮船，总吨位达三万二千吨。——译者

    我在前文③已经指出，现代国家必须为其人民的思想和感情而存在，不是作为一个直接观察的证据，而是作为一个心灵的实体、一个象征、一个化身、或一个抽象概念。因此，国家的可能的大小主要取决于限制我们创造并使用这些实体的事实。五十年前，在民族基础上重建欧洲的政治家们认为已经在限制各民族的物质和精神同一性的原因中找到了确切的事实。他们认为，一个国家要治理得好，必须是一个同种的“民族”，因为没有一个公民能想像他的国家或使他的国家成为他的政治爱戴的对象，除非他相信存在着一个一国的人民与之同化的民族类型；而他不能继续相信这种类型的存在，除非他的同胞在某些重要方面彼此相像并与他相像。俾斯麦对使其他德国人与普鲁士人同化的可能性从量的方面进行了研究，蓄意限制了他预期的德意志帝国的幅域。他始终反对吸收奥地利，在很长时期内也反对吸收巴伐利亚，理由是普鲁士人虽然强得足以同化撒克逊人和汉诺威人，同化奥地利人和巴伐利亚人却鲜能成功。例如，他在1866年曾说：“我们不能利用这些阿尔卑斯山以南的人，我们决不可贪多嚼不烂。”

    ③第一部第二章第54—55页及58—61页。

    马志尼①和俾斯麦一样，认为国家只能包含一个同种的民族，否则就治理不好。但是俾斯麦的强行使弱小民族归化强大民族的政策，在他看来是最恶劣的暴政；他把他自己的欧洲重建计划以当前民族统一与地理特征相吻合所启示的上帝意志为基础。他说：“上帝将人类在地球表面分为许多不同的集团或核。……邪恶的政府毁坏了上帝的意图。尽管如此，你仍然可以追踪这种意图，至少就欧洲而言，它是按照大河的走向、高山的方位以及其他地理条件明确地划定的。”

    ①马志尼（1805—1872）：意大利资产阶级革命家、意大利复兴运动中的民主派领袖和思想家。——译者

    因此，马志尼和俾斯麦两人都不遗余力地反对法国革命的博爱主义，反对那种如坎宁所说“把国家缩小为一个个人，然后再让一个个人聚合成一群群暴徒”的哲学。马志尼攻击鼓吹一切人应不分国籍彼此相爱的“世界主义者”，理由是他们在要求做一件心理上不可能做到的事。他申辩说，如果人类意味着全部无数个生灵，那么，任何人都不能想像人类因而也不能爱人类。早在1836年，马志尼就由于这个原因谴责原来的烧炭党，当时马志尼说：“世界主义者，只身处在一个巨大的包围圈里，这个包围圈的边界扩展到他的视力所不及的地方；他唯一的武器是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往往是误解了的）和个人的能力——这种能力无论多么强，也不能扩大应用于整个构成目的的范围……他面前只有两条路。他不得不从**和惰性之间进行选择。”他引用了布雷顿渔夫的话，渔夫在扬帆出海时向上帝祈求道：“上帝啊，帮助我吧！我的船太小了，而你的海洋太大了。”

    因此，在马志尼看来，上帝指示的国家介于个人与多得不可想像的群体之间。一个人所以能了解和爱他的国家，是因为国家包含着和他自己一样的人，“讲同一种语言，具有同样的倾向，受同样的历史传统的教育，能够被当作一个单一的国家实体来思考。国家是“人类与个人的中间术语”，人只有把人类想像为许多同种的民族国家拼合而成的整体，才能获得人类的概念。“国家是人类的公民，正如个人是国家的公民一样，”还有：“人类的公约不能由个人签署，而只能由具有一个名字、一面旗帜以及一个独特存在意识的自由和平等的民族来签署。”

    国家主义，如俾斯麦或马志尼所解释的，在19世纪欧洲政治觉悟的发展中起过巨大的、无限宝贵的作用。但是，要把国家主义作为解决二十世纪的问题的方法，却越来越不可能了。我们无法附和马志尼，说什么“当代无可争辩的倾向”是把欧洲改造为若干“人口和幅域尽可能相等的”、同种的民族国家。确实，马志尼无意识地然而大大地夸大了甚至他那个时候的问题的简单性。那时东南欧大部分国家甚至未被“大河的走向和高山的方位”分为许多同种的单元，而是从村庄到村庄混合起来；以后发生的各种事件使我们不得不承认那个事实。例如，我们不再能够像斯温伯恩先生以及马志尼和科苏特①的其他英国信徒们在19世纪60年代所相信的那样相信居住在匈牙利的只是些纯种的、爱国的马札尔人。我们可以看出，马志尼在1850年说“希腊能够……通过扩张到君士坦丁堡成为俄国侵犯欧洲的一大障碍”这番话时，已经把他的原则曲解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在今天的马其顿地区，成群结队的保加利亚和希腊爱国者（都受马志尼主义传统的薰陶）正在力图消灭敌对的居民，以便确定他们自己代表巴尔干山脉的位置所显示的上帝意志的权利。马志尼本人如果在世的话，或许会承认，如果俾斯麦的人为同化政策必须否定，那么，欧洲就必须继续有几个含有属于不同民族的人民的国家。

    ①科苏特（1802—1894）：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领袖。——译者

    俾斯麦的“铁血政策”创造的人为一致概念比马志尼的概念更密切地符合19世纪的形势。但是其可行性取决于居统治地位的民族成员总是强烈地希望把他们自己的模式强加于其他民族这一假设。既然社会民主党人（他们并非是普鲁士人口中无足轻重的一部分）显然由于他们的波兰或巴伐利亚或丹麦同胞坚持自己的民族特征而对他们更加钦佩，前不久标洛亲王关于德国的力量取决于一个彻底民族主义的普鲁士的存在和统治的俾斯麦式名言似乎只是政治上的遗风了。同样的感情变化也出现在联合王国，英国两党都已私下或公开地放弃了曾一度被各党当作英国政策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的使爱尔兰和威尔士英国化。

    国家的幅员必须以同种民族（无论是天然还是人为）为基础的原则应用起来的一个更大的困难是，在过去二十五年里，所有的欧洲大国都迅速扩张非欧洲领土。无论是直至1872年去世的马志尼，还是直至1884年进行殖民冒险的俾斯麦，都没有考虑过将欧洲以外的领土和人民吞并进来。因此，他们两人都没有对现代“瓜分世界”引起的那些问题好好动过脑筋。马志尼的确曾经隐隐约约地期望民族国家从欧洲扩展到亚洲和非洲，遍布地球表面的同种的和独立的“民族”最终将“缔结人类公约”。但是他从未说明产生那种结果的政治力量是什么。意大利于1896年入侵阿比西尼亚可能代表马志尼将民族国家概念扩大到非洲的策略的一个必要阶段，也可能是和那种概念针锋相对。

    俾斯麦目光较短浅，更讲究实际，他从未像马志尼那样指望签署一个甚至把欧洲各国也包罗在内的“人类公约”，而的确总是反对设想一个国家与其疆域以外的其他国家或人民之间有任何关系，无论是道德关系还是政治关系。他说：“对于一个大国来说，唯一正确的行为原则是政治上的自我主义。”因此，当俾斯麦死后，德国的海、陆军与中国或东非手无寸铁的人民接触时，就像社会民主党人当即指出的，他们对形势的认识并不比五世纪时阿提拉①和他的匈奴人据以行动的认识来得高明。

    ①阿提拉（约406—453）：匈奴王。443年曾率强悍的匈奴人进兵拜占廷，迫拜占廷王割地、纳贡求和，继而闯入罗马帝国西部，并攻占北意大利，后人呼之为“上帝的鞭子。”——译者

    现代的英帝国主义者在一段时期内曾试图把同种民族概念应用于大英帝国。从1883年西利的《英国的扩张》出版到1902年弗里尼欣和约签订为止，他们力求相信“血统”、“岛国种族”的存在，它由同种的、讲英语的人组成，其中不仅包括联合王国的全体居民，而且还包括殖民地和属地的全体白人；而帝国的其他居民则被当作“白人的负担”——行使白人美德的必要材料。当他们中的理想主义者被迫认识到这样一种白人的同一性尚不存在的时候，就确信只要阅读帝国的诗歌，召开帝国的会议，这样的结果就必然会和平到来。他们中的俾斯麦式现实主义者则认为用“铁血政策”就能在南非和其他地方产生这种结果。米尔纳勋爵恐怕是德国以外俾斯麦传统最忠实的信徒，在弗里尼欣和会上甚至反对与布尔人议和，除非是势必使南非殖民地最终英国化的无条件投降。他现在还在幻想一个其利己主义和俾斯麦的普鲁士一样彻底的大英帝国，在1907年以1887年的方式告诫我们要反对“青年的思想”，那些思想“既过于岛国性又过于世界性”。

    但是，在当前绝大多数帝国主义者心目中，帝国自我主义已失去了它唯一可能的心理基础。它将不是以民族同一为基础，而是以民族差异意识为基础。在加拿大的法国人要完全保持法国式，在南非的荷兰人完全保持荷兰式，尽管两者将被一道不可逾越的道德鸿沟同大英帝国以外的世界分隔开来。这样表达的事实对帝国主义是没有帮助的。威尔弗里德·劳里埃爵士或博撒将军入英帝国籍是一件更微妙的事，把米尔纳勋爵的话改一下，它比帝国自我主义较少岛国性而更多世界性。例如，它并不意味着对法国或荷兰是否将被大海淹没这个问题完全漠不关心。

    在这同时，帝国内部的非白人种族对于像18世纪英国的“贫民”一样仅仅作为他人美德的材料而生存的前景没有表示热情的满足。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模糊的民族观念；如果那些观念最终没有使我们的帝国解体，这是因为它们不是被帝国自我主义感情扩大和制止，而是被那些对帝国或民族边界不予理会的更广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