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已经吃过知识之树的果实的人是不会忘记这些果实的。
在政治以外的事情上，那棵树的果实的影响正在我们的生活中进一步扩大。无论我们愿意与否，进餐时盲目服从食欲的老习惯总之已越来越受我们关于食物的数量和品种的生理效用的知识（尽管是不完善的知识）的影响。切斯特顿①先生像戏剧中的独眼巨人一样大声疾呼地反对那些使人类生活复杂化的人，叫我们“凭冲动吃鱼子酱”，而不要“凭原则吃葡萄核”。②但是，由于学过的知识不会忘掉，切斯特顿先生只是在叫我们凭原则吃鱼子酱罢了。当一个医生知道心理暗示在治病中所起的作用时，可能会又恨又怕这种知识，但却摆脱不了。他发现自己在留意自己的话语、音调和姿势的非故意的影响，直至认识到自己是身不由己地在估计能据以产生这种影响的方法。过了一些时候，就连他的病人们也学会注意“医生对病人的和蔼态度”对他们自己的影响了。
①切斯特顿（1874—1936）：英国评论家、诗人、散文作家和小说家，著有时事评论集《异教徒》，反映他在南非战争中坚决袒护布尔人的观点。——译者
②《异教徒》，1905年版，第136页。
由于在政治中关于人类的比较朦胧的冲动的知识正在传播（哪怕只靠一些流行的新名词），政治家和选民同那些冲动的关系正在发生变化。美国的政客们管某种专门受雇用的演说家叫“使听众入迷者”，这个名词马上通过报纸从政客那里灌输进听众的头脑。花两美元去坐在大厅里“入迷”的人体会到的确实是些陈旧的感觉，但是体会的方式截然不同。英国的报纸读者一旦听到“轰动”这个词儿，可能试图每天早晨把他内心的最深处向低级小报那些受过训练的心理学家开放。他可能按照当天报纸的暗示憎厌德意志帝国六千万奸狡的无赖，为一颗到来的彗星战栗，为政府前座议员中的懦夫怜悯，或者担心一个女哑剧演员会放弃她的角色。但是他不能阻止意识深处存在一个注视着他的“感觉”并为此感到羞耻的自我。甚至现代小说和戏剧的迅速增强的心理复杂性也有助于使当代人与他们的情绪冲动的关系复杂化。正在阅读《埃文·哈林顿》或某一个读过《埃文·哈林顿》的作者所写的小说的年轻商人，在樱草会①或自由社会委员会举办的联欢会上同一位伯爵夫人握手感到快意，但是对自己的快意多少有点持批判态度。他的读过《绅士约翰·哈利法克斯》的父亲只消儿子情况下十分之一的恩赐就会神魂颠倒。一个在戏院里看过《约翰牛的另一个岛》的选民可能比他的只看过《肖劳恩》的父亲更加认识到一个人对爱尔兰问题的看法不但可以感知，而且还可以思考。
①樱草会：为纪念英国保守党政治家迪斯累里而成立的一个组织。——译者
就这种变化扩大的程度来说，政治家今后可能会发现越来越多的选民半无意识地“识破”他们利用感情的手腕。
但是，自我知识的这种无意识或半无意识的扩大未必会自行与控制冲动的政治手腕的发展并驾齐驱。要使这种趋向奏效，必须有意地采用和反复灌输新的道德和理智概念——我们的感情和**可能依附的新的理想实体——来加强。
自从佛兰西斯·培根再一次找到亚里士多德的最佳思想途径以来，“科学”一直是这样一个实体。“科学”、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的概念，是由少数学者一代又一代地建立起来的。起初，他们的概念只限于他们自己所有，其效果显示在他们实际获得的发现中；但是对于人民大众来说，他们和魔术师没有什么两样。现在这种概念已经传遍全世界。在欧美的每一个教室和实验室里，自觉的科学思想塑造了千千万万永远不能帮助产生这种思想的男人女人的意志和愿望。科学思想已经渗入自由或天赋权利等政治概念从未渗入过的非欧洲种族。喀土穆的阿拉伯工程师，日本军队里的医生、护士和将军，印度和中国的学者，都把他们的整个一生奉献给科学，孜孜不倦地工作；不仅英国、美国或德国的城市工人，就连意大利或阿根廷的农民也在学会尊重权威，并对那种随时可使收成增加一倍或制止牲畜中传染病蔓延的有组织研究方法表示赞赏。
不过，对于绝大多数人（即便在欧洲）来说，“科学”仅仅与他们身外可以用试管和显微镜来检验的东西有关。他们朦胧地意识到有一种意志的科学，但是那种知识至今还没有向他们提供行为的理想。美国的政治家们的确比任何其他国家的政治家更成功地学会了从外部控制他人的无意识冲动的本领，但是近来那里有一些关于必须有意识地从内部实行控制的值得注意的言论。特别是有些曾在美国大学里学过科学方法的人目前正在试图把理智行为的科学概念扩充到政治上去。但是我觉得，他们的宣传不少是无的放矢，因为它采取了“理智”与“感情”相对立的旧的形式。例如，前不久，耶鲁大学校长在一篇动人的演说中说，“每一个发行一份诉之于读者的感情而非诉之于读者的理智的报纸的人……都在对我们政治生活最脆弱的一点施行攻击。”如果四十年前赫胥黎在探索自然过程中仅仅用这种方式宣传理智反对“感情”的话，没有人会听他的。人除非先激起感情，是不会甘心忍受“难以忍受的思想病”的，而科学概念的力量正在于它触动人的感情，从尊重、好奇和无限期望等感情中汲取思想的动力。
耶鲁大学校长的意思似乎是，人要理智，就必须变得没有感情。他最好还是重新读一读《共和国》里柏拉图论述国家最高宗旨的那段文章，国家的最高宗旨通过一种加强感情动力的“和谐”在人的心中实现，因为各种感情不再互相斗争，而是集中在理智所发现的一个目的上。
在政治中，把理智同感情对立起来加以宣传确实特别无用，因为人类的感情不仅为政治思想提供动机，而且还确定政治判断中必须使用的价值尺度。在试图理解这一点的时候，也许因为从通行的语言中得不到什么帮助，只好求助于柏拉图爱用的“艺术”的比喻。在音乐中，好的和差的作曲家的区别不是一个诉诸听众的理智而另一个诉诸听众的感情。两者都必须诉诸感情，因此两者都必须深刻地体会听众的感情，并强烈地激发自己的感情。他们的成功或失败所系的条件决定于我们心灵中一些他们所无法改变的东西。不过，一个用廉价的技巧只打动听众的一部分心灵，而另一个则打动听众的全部心灵，要求那些听他演奏的人的理智暂时沉浸在强化和净化了的感情中。
但是，除了单纯宣传之外，如何才能在政治动机中推广这种理智与感情、思想与冲动和谐一致的概念呢？人们想到教育，尤其是科学教育。但是，研究者要把理智行为概念从实验室推广到群众大会必须具备想像力，而这种想像力却是不常有的。如果把科学教育的一部分用来如此这般研究科学家的生平，既揭示他们的发明，又说明他们的心理经历，如果年轻的生物学家认真阅读达尔文与莱尔①之间的通信（当莱尔为了一个尚未澄清的真理打算放弃他的巨大名声所依赖的结论，并中止他最强烈的宗教信仰时），那么，这种想像力就可能较多地存在。
①莱尔（1797—1875）：英国地质学家。——译者
但是，绝大多数学生如果要学习理智行为概念所依靠的事实，就必须更直接地学。我个人认为，关于心理学一些已有定论的事实的极简单的课程，如果耐心地教的话，任何稍许受过科学方法训练的十三、四岁儿童都是可以理解的。例如，威廉·詹姆斯先生的《心理学原理》中论习惯的一章，只要文字稍加简化，完全能够被他们掌握。再有，城市里的儿童如今生活在层出不穷的广告的心理艺术中，能够很容易地使他懂得，为什么当大人打发他去买一块肥皂时，他会倾向于买广告做得最大最多的那种，这种倾向同那种极可能导致买高级肥皂的心理作用有什么关系。理智任务概念必不可少的知识基础可以在学校里通过学习有关更深刻的心理经历的纯文学进一步扩大。十二岁的儿童能理解卡莱尔的《彭斯论》，只要认真地在课堂里读，六年级的学生则可以从沃兹沃斯的《序曲》学到不少东西。
不过，精心教授人天性中感情的和理智的东西以使人把理智和感情的协调想像为一个道德理想，对于这个问题还需要进行认真的思考和观察。例如，性的本能在所有文明国家中正在日益成为认真思考的题目。在性的领域里，以考虑后果为基础的行为正要求对纯粹冲动采取愈益增强的克制。但是，没有人能保证说，他已经想出办法在青春期前或青春期内讲授有关性本能的**裸的事实而不过早地刺激性本能本身。
再者，医生们越来越认识到营养不仅仅依靠食物的化学成分，而且还依靠食欲，我们能够意识到自己的食欲，并在某种程度上用意志加以控制和引导。不久前，威廉·麦克文爵士在《英国医药杂志》上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要好好地消化吃进去的食物，就必须轻松愉快地从享受角度对食物表示热烈欢迎。”但是，要通过教学来创造威廉·麦克文爵士所暗示的那种理智和冲动的协调却非易事。如果你告诉一个孩子说，食物之所以有益健康，是因为我们喜欢它，因此我们有责任喜欢那种我们天性的其他因素使之既有益健康又讨人喜欢的食物，你会发现自己除了使他觉得好笑以外，一无所获。
所以，就政治感情而言，说教师必须首先使学生意识到那些感情的存在，然后增强它们的力量，最后使它们受对政治行为结果的慎重推理的控制，是极其容易的，但是在学校的实际教学条件下实际做起来却难到极点。艾克兰先生1893年任教育大臣时曾在夜校章程中加进了一个“公民生活与义务”教学大纲。它详细说明收税员、警察等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的作用，每一部分都穿插一个教训，如“光为个人利益服务是不够的”、“好政府需要热心公益精神和智慧”、“投票选举需要诚实”、“投票既是权利又是信任”。几乎每个学校出版社都赶印出一本关于这个题目的教科书，许多教育委员会都鼓励它的推广；可是这个实验经过慎重试验后却公认失败了。新的教科书（所有这些书当时都由我审阅）恐怕是曾经在书架上占有一席之地的书当中最无价值的，含有各种教导和训诲的课文没有引起学生丝毫兴趣。如果要使我们的少男少女像苏格拉底的学生一样深深地被国家这个概念所打动，教师和教科书的编著者们显然必须以类似苏格拉底对真理的热爱以及他的辩证法的严格精神对待他们的工作。
还有，如果儿童在幼年仍然要在学校里学习威尔斯先生称为的“祖国意识”，那么，我们通过回忆雅典可以获得成功所系条件的暗示。儿童在心里记住伦敦的百万人口以及臭水沟的长度，是不会学会热爱伦敦的。如果要用文字激发他们的爱，这种文字必须像《俄狄浦斯·科隆诺斯》中称颂雅典的合唱词一样优美。但是这种文字只能出于对他们所写的东西有切身体会的伟大诗人之手，在我们能有一位爱伦敦犹如索福克勒斯①爱雅典的诗人之前，恐怕必须使伦敦本身变得更美些。
①索福克勒斯（前496—前406）：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之一，今存世之作有《俄狄浦斯·科隆诺斯》等七部悲剧。——译者
不过，最容易激发儿童感情的不是文字，而是景物和音响。因此，要使儿童爱祖国，就必须要么让他们欣赏祖国最壮丽的景物，要么让那些景物在他们心头呈现。一个公共建筑物或一次仪式要使儿童无畏的眼睛留下难忘的印象，必须像伊普尔或布鲁日②的建筑物或日本的仪式一样真正令人难忘。幸亏社会生活的美好方面不只是体现在建筑物和仪式中的，没有一个温切斯特儿童在兰特波特贫民窟访问多林神父归来后会无动于衷，尽管儿童的眼睛看个人动机中真正的东西比看华丽外表中真正的东西更敏锐。
②伊普尔和布鲁日均为比利时的著名风景胜地。——译者
成年政治家在有意识地强化自己政治感情道路上遇到的困难更为微妙。一个在伦敦教育委员会毕生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告诉我说，当他对自己的工作感到厌倦，当报告里的文字变成仅仅是文字，统计表上的数字仅仅是数字的时候，他总是动身到一个学校里去，细细观看一个个班级里学童的脸，直到工作又来劲儿为止。但是，对于一个准备作这种试验的人来说，甚至“感情”这个词也是危险的。开足马力干活的工人向往的是宁静和平和的而不是猛烈和骚乱的冲动，他的干劲的感情刺激一旦形成以后，也许在极大程度上应该处于完全自觉的水平以下。医院里的外科医生被一长排病床的景象和声音所刺激，如果只看到少数几个病人送到他房里来，工作会提不起劲。但是他在工作时间唯一意识到的就是治病救人这个宗旨，大脑、眼睛和手的半无意识冲动都和谐地集中在这个宗旨上。
多数成年政治家意识到新的罪恶可能比意识到新的美德得益更大。例如，有一天，“舆论”这个词本身可能被公认为最危险的政治罪恶的代名词。人们可能借助习惯和联想教会自己去怀疑那些在他们不动脑筋的情况下莫名其妙地钻进他们头脑里的倾向和信念，而这些倾向和信念只要其来源未被追究，任何一个被雇用来制造的聪明的组织者都能制造。世界上最容易统治的国家乃是居住着一批不信奉国教的商人的国家，他们在生活中从来不进行政治推理一发现自己头脑里有一个强烈的政治信念，就宣称那是个“良心”问题，因此不在怀疑或考虑的范畴之内。
但是，可能有人会问，认为柏拉图的“灵魂和谐”概念——感情与理智两者因自觉协调而强化——能成为现代国家总政治理想的一部分，岂不是空想吗？在日俄战争之前，恐怕多数人会回答是。现在多数人会回答不是。日本人在某些方面的理智道德概念显然比例如法国人差。例如，我们听到过不少事情，证明在日本大学里，思想自由并不总是获得重视。但是，在备战年代以及战争年代中，日本人的兼感情和理智而有之的态度中有一种在欧洲人看来是崭新的东西。拿破仑坚决反对那些把事物看作他们希望是的事物的“空想家”，在他本人屈服于他自己的幻想以前，将他们化为了齑粉。但是我们把拿破仑的洞察力归之于自私。在日本这个国家里，每个士兵在战争中都超过拿破仑，都比拿破仑更加决心不是看到伟大的原则或突出的传统，而是看到铁的事实；然而他们的爱国主义热情却比甘必大①还炽烈。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日本人遗传的组织性，但更可能是他们的心理环境的影响。他们对科学概念表示由衷的欢迎，这个概念是首先在欧洲得到详尽阐述的，目前依然在同一些旧的观念作斗争。对日本人来说，科学是同天理联合而且确实是融为一体的，自从他们通过中国从印度学会天理以来，天理永远是他们的各种宗教的基础。因此，他们养成了一种宿命论的而非听天由命的人生观，使绝对服从造化与不懈地思考和行动结合起来。
①甘必大（1838—1882）：法国总理，第三共和国奠基人之一。——译者
人们希望，在西方国家，宗教的感情传统和哲学传统与科学所引进的新的理智任务观念之间能发生同样的融合。这种融合将会产生巨大的政治影响。但是眼下这种希望尚难实现。在整个基督教界，旧信仰与新知识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恐怕不仅在宗教的结论与科学的结论之间，而且还在宗教的心理习惯与科学的心理习惯之间产生了分歧。今天的科学家不再梦想从一位英国主教那里学会一条规律（就像他们的前辈从巴特勒主教那里学会行为盖然性学说）——信仰决不可固定，必须永远向新证据的最小征象开放，在必须行动的时候，要坚决按照不完善的知识（如果那是可以获得的最好的知识）行动，就像按照最完善的论证行动一样。最新的一道梵蒂冈通谕的方针不会让更多的修道院院长像门德尔①修道院院长那样在多年耐心观察中为机体进化得出一个新的生物基础。在政治中，心理习惯的作用远比接受或拒不接受教条或证据来得重要。当一个英国教士坐在早餐桌前阅读《泰晤士报》或《邮报》时，他对当天新闻的看法不是取决于他相信或不相信就不抵抗和贫穷发出某些训诫的人是上帝本人，而是取决于他所受的留心自己见解的起因的训练程度。事实上，詹姆森博士关于约翰内斯堡袭击的声明像号角一样激动了多数教士，而关于最近的一位社会党议员不是正人君子的暗示则在他们当中产生了一种真正厌恶和失望的情绪。
①门德尔（1822—1884）：植物学家，修道院院长。——译者
因此，新的理智行为理想可能要等从许多方面涉及我们生活的心理态度发生更大变化后才能在政治中产生有效影响。总有一天，理智和感情协调一致的概念将会在我们道德意识的最深处取代目前可憎的混乱和无益的争斗。当那一天来临后，政治中许多现在不可能的事情都将变为可能。政治家不仅能够控制和引导自身的冲动，对其性质了解得更充分，而且还能使听众理解他的目的。那时，大臣和议员们将会从日本最好的官方报纸那种我们听来非常奇怪的质朴的语言中找到最有力的表达方式，而公民将学会像日本军队期望他们的将军那样期望他们的议员殚思极虑，只有那样，人类才既成为自然的仆人又成为自然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