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人，而“宣言中绝对不许提到政党的名字”。我们仿佛在读一个忠诚然而悲伤的托勒密①天文学信徒对哥白尼天体的一系列认真观察。
①托勒密：公元前二世纪古希腊天文学家。——译者
奥斯特罗戈尔斯基教授是尼古拉二世的第一届杜马的一位著名民主立宪党党员，他必然知道，如果他和他的一帮人要有足够的力量在平等地位上同俄国**政治较量，那么他们就必须是个政党，作为政党被人们信任和服从，而不是一群乌合之众。将来有一天，第一届杜马的历史将形诸笔墨，那时我们就可以知道，奥斯特罗戈尔斯基教授的经历和他的信仰是否已终于在那场伟大斗争的烈火中熔为一体。
奥斯特罗戈尔斯基教授的书的英译本是以詹姆斯·布赖斯先生写的一篇前言为序的。这篇前言表明，即使在《美国的政体》作者的头脑里，他在牛津大学学到的人性概念依然阴魂不散。
布赖斯先生说：“在理想的民主中，每一个公民都是聪明、爱国、大公无私的。他唯一的愿望，是在每个有争议的问题上发现正确的一方，并在许多个互相竞争的候选人中选定最好的一个。他的常识，加上对他国家的政体的知识，使他能够从向他提供的许多论据中作出明智的判断，而他自己的热情则足够送他到投票站去投票。”
隔开几行之后，布赖斯先生提到“每个选民的智力独立的民主理想，这种理想与任何国家的现状相去甚远”。
布赖斯先生的“理想的民主”指的是什么？如果有所指的话，那一定是指与人性的各种事实相一致的最佳形式的民主。但是，我们在读整段话时感到，布赖斯先生那几个字乃是指倘若人性是像他本人希望它是的，并且在牛津大学学会去想它是的情况下能够实行的那种民主。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段话就是我们的传统政治课程的效果的绝妙注脚。今天，任何一个医生在一篇医学论文的开头都不会说：“理想的人不需要食物，不受细菌活动的影响，但是这种理想与任何已知人口的现状相去甚远。”没有一篇现代的教育学论文会以这样一个声明开头：“理想的学生无需施教就能学会知识，他唯一的愿望是促进科学，但是从来就没有过这样的学生。”
在一个因产生果、果产生因的世界里，“智力独立”又指的是什么呢？
历任牛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殖民地副大臣和印度副大臣的赫尔曼·梅里维尔先生在1861年写道：
“保留或放弃一块领地不是一个单纯由损益平衡，或者由抽象政治哲学提供的较高尚但作用甚至更小的动机所决定的问题。民族荣誉感、血统的骄傲、强韧的自卫精神、同宗社会的同情、优胜人种的本能、把我们的文明和宗教传播到全世界的模糊而慷慨的愿望；所有这些冲动，学生在他的斗室里可能忽视，但是政治家却不敢忽视……”
这里的“抽象政治哲学”指的是什么？没有一个医学作者会谈论一门人没有肝脏的“抽象”解剖学，也不会添油加醋地说什么虽然学生在他的斗室里可能忽视肝脏的存在，开业医生却不敢忽视。
梅里维尔的“抽象”政治哲学显然是和布赖斯先生的“理想”民主指的同一样东西。两者都提到一种由某些十八世纪的哲学家真心诚意地创立的人性概念，这种概念如今已无人真正相信，但是由于未被任何其他东西取代，在一个假设的天地里仍有一定的权威。
这位或那位作者谈论他不再认为是“抽象”或“理想”的人性概念也许只不过出于学术上的兴趣。但是这种不完全的信念却产生巨大的实际效果。由于梅里维尔知道他的老师们在工作室里学习的政治学是不适当的，可又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代替，就只好老老实实地放弃了对白人殖民地与大英帝国其余部分的关系这样一个棘手问题进行有效思考的企图。他因此决定这个问题应当用“砍断缆索”①这个单凭有限的经验的方法来解决；由于他是紧急时期殖民部的长官，他的决定无论是错是对都不是无关宏旨的。
①喻殖民地和宗主国断绝关系。——译者
布赖斯先生也许正因为脑子里有这样一个不完全的信念，才未能对政治学作出建设性的贡献，而他其实是比当时其他一切人更有资格作出这种贡献的。他在同一篇前言中说：“我个人是个乐观主义者，几乎是个职业的乐观主义者，一个人如果不下定决心尽可能从乌云中看到蓝天，那末，政治确实是不堪忍受的。”试想像一个化学实验方面公认的领袖发现实验没有证实某一条定式，居然还自称“下定决心”以老的和舒服的观点看问题！
我提倡的政治训练课程的第二步，是从量的角度研究与至今一直作为类型研究对象的“正常人”或“一般人”相比较而存在的个人遗传变异。
研究者如何对待这部分课程呢？每个人就其物质来说，都和另一个人在量的方面有所不同。研究者显然不能在头脑里装进或为了思考而使用十五亿人的哪怕单独一种遗传特质的全部变异。一个种族过去历史上无数种遗传特质的相互关系他能够弄清或记住的就更少了，因为每一分种都有人出生和死去。
H.G.威尔斯先生在他的《现代乌托邦》的一篇十分生动的“工具的怀疑”附录文章里面对了这个事实。他的回答是，这个困难“在生活的一切实际事务中是毫不重要的，或者就除哲学和广泛的概括外的一切而论，也是毫不重要的。但是在哲学中却有重大关系。如果我早餐要两个新鲜鸡蛋，却送上两个未充分孵化但仍旧独一无二的鸟蛋，那么，它们很可能适合我的原始的生理目的。”①
①《现代乌托邦》第381页。
但是，对于政治家来说，个人的独一无二是极其重要的，不仅是在他处理“哲学和广泛的概括”的时候，而且在他日常生活的实际事务中。即使家禽繁殖家在搞一个新品种的时候也不会光是要“两个鸡蛋”放在母鸡肚皮底下，而对一个出奇复杂的世界上的实际结果负责的政治家要比家禽繁殖家处理更微妙的特征。一个政治家需要两个私人秘书，或者两位将军，或者两个能获得非国教徒和工会主义者同样热烈拥护的候选人，是不会单单要“两个人”就算了事的。
不过，在这一点上，多数政治学作者似乎都暗示说，他们已经把人性描写成仿佛一切人在一切方面都同普通人一样，而且已经警告过他们的读者，说他们的描写是不精确的，这样以后，他们就再也无能为力了。个人差异的全部知识必须让个人自己去体会。
比方，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在其《逻辑体系》结尾“道德科学的逻辑”一节中就暗示了这一点，而且似乎还暗示说，政治学研究者和教授所作的政治判断和预测中任何不精确之处并不包含一个大的错误因素。
密尔说：“除了对个别人的自然差异以及这些差异所依据的物质环境的程度（当我们从平均数或总数研究人类时，这些是次要的）还有点不肯定以外，我认为，能干的鉴定人多半会同意，人性的不同构成因素的总规律甚至现在就已经被充分认识，一个能干的思想家能够几乎肯定地从那些规律推断出任何一组假定的环境在一般人身上形成的特殊性格。”
今天几乎没有人会同意密尔的观点。正因为我们觉得自己不能“几乎肯定地”推断出环境对性格的影响，所以才都希望在可能范围内获得一个比从“平均数或总数”思考人类所能得到的更精确的人的差异概念。
幸而数埋生物学研究者（卡尔·皮尔逊教授是最著名的领袖）已经向我们表明，遗传变异的事实可以如此这般地安排，使我们用不着记忆无数个孤立的例子就能记住。皮尔逊教授等人在《生物统计学》期刊上测量了无数山毛榉叶、蜗牛的舌头、人的头骨等等，并在每一情况下记录了每一群体中每一特质的变异，皮尔逊教授称之为“观察频率多边形”，但是按照对其形状的模糊记忆，我本人管它叫“三角帽”。
下面是一张这种形状的摹图，根据对美国陆军25，878名新兵的实际测量绘制。
ABC线通过与AC线各点的距离记录了达到各级英寸高度的新兵人数。它表明（如虚线所示）身高在五英尺十一英寸至六英尺之间的新兵约为一千五百名，五英尺七英寸至五英尺八英寸约为四千名。
这种图，如果单单记录后代同母体在进化中常常不太相似这一事实的结果（就像记录其他“偶然”变异一样）是相当对称的，最多的是中位数，中位数以上和以下的两根下降曲线彼此相当一致。作为经验的结果，长筒靴制造商事实上是划这样一根曲线，使大批靴子的长度或宽度接近中位数，中位数以上和以下的尺码则对称地逐渐减少。
在下一章里，我将论述这种或者真正“划定”，或者粗略地想像的曲线在推理中的使用。在本章里，我指出，第一，它们很容易被记住（部分是因为我们的视觉记忆极易保持一根黑线在白纸上画的形象），因此我们头脑里能够容纳的变异的数量要比把它们当做孤立的例子记住的可能性大得多；第二，我们可以借助想像这样的曲线对尚未出生或尚未测量的群体可能有的任何遗传特征的变异性质有一个大致准确的概念。
为了研究政治而将人的知识划分的第三类也是最后一类，是人的环境以及环境对于人的性格和行为的影响的各种事实。政治学的特殊困难就在于这个因素极不稳定和极不可靠。人的类型及其差异的量的分布，对于只与区区几代人打交道的政治家来说，几乎是永久性的。人的环境正以日益增快的速度在改变。每个人的遗传本性确与另一个人不同，但是每代人的最重要差异的相对发生率还是可以预测的。另一方面，一个人的环境同其他人的环境之间的差异却无法用曲线表示，也无法用应急办法记住或预测。巴克尔曾试图借助构成一小部分环境的气候的影响的少数概括来解释现代国家目前的智力历史并预言未来的智力历史。但是巴克尔失败了，以后再没有人以他那样的自信来研究这个问题。
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在任何一个民族或阶级的任何特定时候的环境里，有些因素为全体成员构成一个共同的经历，因而也构成一个共同的影响。气候就是这样一个因素，其他如美洲的发现、印刷术的发明、工资和价格的比率都是。一切非国教徒都受对于国教徒很少意识到的某些事情的记忆的影响，一切爱尔兰人都受绝大多数英格兰人力图忘怀的事情的影响。因此，政治研究者必须读历史，特别是发生在刚刚过去的那段时候、很可能影响他将在其中工作的一代人的那些事件和思想习惯的历史。但是，他必须经常提高警惕，不要指望他读的东西能给予他很大的作准确预测的力量。逢到历史告诉他某一个试验成功或失败的时候，他必须永远设法弄清楚成功或失败在何种程度上应归诸人的因素，在何种程度上应归诸环境因素。如果他能够证明失败是由于忽视了某些人的因素，并能明确地说明那些因素是什么，他就能够赋予任何一个世代中的老人借以告诫年轻人，说年轻人的思想“违反人性”的那些一再重复而无人理睬的格言以真正的意义。但是，如果失败的原因是心理环境，也就是说，是习惯或传统，或者记忆，那么，他就应该时刻提防就民族或种族“特性”作出概括。
现代政治思想中犯错误最多的一个原因，是将只属于生物遗传的经久不变性赋与共同习惯。就凯尔特人和条顿人或者东方和西方作出的概括足可建立一门科学，但是概括所根据的事实可能在一个世代内就消失无遗。在过去，民族习惯改变得非常缓慢，这是因为新的生活方式很难创造出来而且只是逐渐推广，同时也是因为人与人或国与国之间交流思想的工具极不完善；因此关于一种民族习惯的正确报道可能在许多世纪内仍保持正确，而实际上恐怕也是如此。但是今天，一项可使社会生活或工业生活发生巨大变化的发明在地球彼岸某一国家公像在它的起源地一样被热心地采用。一个有重要事情要说的政治家第二天早晨是对五亿听众说的，而像日本海战役那样的重大事件发生几小时后就开始在几千英里外产生影响。在这些新的条件下，已发生了足够多的事情，表明不变的东方明天可能进入一个革命时期，而英国人对理性概念的冷淡或法国人的军事野心这类习惯，在足够强的刺激下，国家是可以像个人一样把它们彻底抛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