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回潮。不过，即使布赖斯推断出了其前景，民主的波浪会不断地减弱并产生回潮。本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主要发展是偏离民主，要么回到传统的威权统治形式，要么引入新的以群众为基础的、更加残酷的和更加普遍的新型极权主义政体。这种逆转大部分发生在那些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或之后采纳民主政体的国家。在这些国家中，不仅民主是个新事物，而且在许多国家中，国家也是个新事物。在1910年之前引入民主制度的十多个国家中，只有希腊在1920

    年之后经历了一次复辟。在1910－1931年之间引入民主制度的17个国家中，只有4个在整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维持住了这种制度。

    第一次回潮始于1922年的向罗马进军和墨索里尼轻易废除意大利脆弱而且相当**的民主。再过十年后不久，立陶宛、波兰、拉托维亚和爱沙尼亚的羽毛未满的民主制度也被军事政变所推翻。像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这样的国家就从来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民主，于是，建立了更加严厉的独裁统治。希特勒在1933年夺权，终止了德国的民主，同时也意味着奥地利的民主在四年后的垮台以及最终在1938年结束捷克的民主。希腊的民主在1915年被全国分立派（the

    National Schism ）搅得不得安宁，并最终在1936年被埋葬。葡萄牙屈服于1926年的军事政变，这场政变导致了漫长的萨拉查独裁。巴西和阿根廷在1930年也发生了军事接管。乌拉圭在1933年退回到了威权体制。1936年的一次军事政变导致了内战和西班牙共和国在1939年的死亡。日本在二十年代引入了新的和有限的民主，但最终在三十年代初被军人统治所取代。

    这些政权的变化反映了**、法西斯主义和赎武主义意识形态的崛起。在民主制度岿然不动的法国、英国和其他国家，**的运动从二十年代的异化和三十年代的经济萧条中获得了力量。打那场战争本应是使世界的民主更加有保障，结果却释放了左的和右的两种极端政治运动，而这些运动却旨在摧毁民主。

    第二波民主化。第二波短短的民主化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的占领促进了民主制度在西德、意大利、奥地利、日本和韩国的确立，而苏联的压力却扑灭了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初生的民主。在四十年代末期和五十年代初期，土耳其和希腊开始了民主化。在拉丁美洲，乌拉圭在战争期间回到了民主体制。而巴西和哥斯达黎加则在四十年代末期转向民主。在四个其他的拉丁美洲国家中，即阿根廷、哥伦比亚、秘鲁、委内瑞拉，1945年和1946年的选举带来了普选产生的政府。不过，在所有这四个国家中，民主的实践并没有持续下去，到五十年代初独裁就复辟了。在五十年代末，阿根廷和秘鲁又回到了有限的民主，不过，由于在军方与拉美社会党人（Aprista）和庇隆派（Peronista）人民运动之间的冲突，这种有限的民主变得极其不稳定。相比之下，在五十年代末，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的精英们也通过谈判达成了协议，结束了在这些国家的军事独裁，并建立了得以持续下去的民主制度。

    与此同时，在西方的殖民统治开始终结时，产生了一大批新的国家。在许多国家中，人们并没有作出真正的努力来建立民主制度。在某些国家，民主制度极其脆弱：例如，在巴基斯坦，民主制度从来就没站稳脚跟，终于在1958年被正式取缔了。马来西亚是在1957年独立的，除一段短暂的时期（即1969－1971年的紧急状态）外，一直维持了其“伪民主”的状态。印度尼西亚在1950－1957年之间有一种混乱的议会民主体制。在少数几个新国家，如印度、斯里兰卡、菲律宾和以色列，民主制度持续了十年或更长的时间。而且，在1960年，非洲最大的国家尼日利亚开始了其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的新生涯。

    第二次回潮。到六十年代初期，第二波民主化已经告一段落。到五十年代末，政治发展和政权变迁都呈现了极强的威权主义色彩。这种变迁在拉丁美洲最富有戏剧性。秘鲁在1962年开始转向威权主义，那一年，军人们通过干预改变了选举的结果。第二年，一个军方认可的文官被选为总统，但他在1968年被一场军事政变所取代。1964年，军人政变推翻了巴西和玻利维亚的军人政府。阿根廷和厄瓜多尔分别在1966年和1972年如法炮制。1973年，军人接管了乌拉圭和智利的政权。根据一种理论，巴西、阿根廷的军人政府以及智利和乌拉圭的军人政府（对后两个国家较有争议），是一种新的政治体制，即“官僚威权主义”（bureaucratic

    authoritarianism）。

    在亚洲，巴基斯坦的军人在1958年建立了一个实施军事统治的政权。在五十年代末，李承晚着手瓦解韩国的民主程序，在1960年接替他的民主政权却在1961年被一场军事政变所推翻。这一新的“半威权主义”政权在1963年的选举中得到了合法化，但在1973年终于蜕变成了一个全面的高度威权的体制。1957年，苏加诺用主导民主（guided

    democracy）在印度尼西亚取代了议会民主，在1965年，印度尼西亚的军人结束了主导民主，而且接管了该国的政府。在1972年，费迪南·马科斯总统在菲律宾实行军事统治。而在1975年，英迪拉·甘地终止了民主实践，并在印度宣布紧急状态。在台湾，不民主的国民党政权曾在五十年代容忍过持不同政见者，但是这些持不同政见者在六十年代的“黑暗时代”被镇压下去了，而且“任何形式的政治讨论”都被压制得鸦雀无声。

    在地中海地区，希腊的民主政治在1965年的“皇家”政变和1967

    年的军事政变之前就已垮台。土耳其的军人在1960年推翻了本国的文官政府，又于1961年把权力还给选举产生的政府，在1971年的一次“半政变”中再次干政，又于1973年把权力还给选举产生的政府，然后在1980年实行了全面的军事接管。

    在六十年代，几个非洲之外的英国殖民地独立了，而且建立了民主政权，这种民主政权持续了相当一段时期。它们包括在1962年独立的牙买加和特里尼达多巴哥。1964年独立的马尔他、1966年独立的巴巴多斯（Barbados

    ）和1968年独立的毛里求斯。不过，在六十年代独立的大多数国家却在非洲。这些国家中最重要的有尼日利亚，它独立之初是一个民主国家，但在1966年被一场军事政变所推翻。唯一持续维持民主实践的非洲国家是博茨瓦纳。在1956年到1970年之间，获得独立的33个其他非洲国家，在独立之初或是独立后不久就变成了威权国家。非洲的非殖民化导致的是在历史上出现了一大批独立的威权政府。

    在本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期，全球性偏离民主化轨道的现象非常令人印象深刻。根据一项统计，在1962年，世界上有13个政府是由政变产生的；到1975年，这一数目则达到了38个。根据另一项估计，在1958年世界上32个民主国家中有三分之一的国家到七十年代中期时已变成了威权主义国家。在1960年具有伊比里亚传统的南美国家，10个中有9

    个国家的政府是由民主选举产生的；到1973年只有两个，即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这一波偏离民主化的浪潮，由于其涉及到像智利、乌拉圭（号称“南美的瑞士”）、印度和菲律宾，所以变得更加令人印象深刻，因为这几个国家具有持续长达四分之一世纪或更长时间的民主政权。这些政权的变化不仅导致了用官僚威权主义的理论来解释拉丁美洲的变化，也产生了一种更广泛的悲观主义，这种悲观主义怀疑民主在发展中国家的实用性，而且这些变化还促使人们关心民主在其已经存在多年的发达国家的生存能力和可行性。

    第三波民主化。但是历史的辩证法再一次颠倒了社会科学的理论。在葡萄牙于1974年结束独裁后的15年间，民主政权在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30个国家取代了威权政权。在其他国家，发生了威权政权之下的大规模的自由化运动。还有一些国家，促进民主的运动获得了力量和合法性。尽管碰到了抵制和挫折，迈向民主化的运动变成几乎是势不可挡的世界潮流，而且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这次民主化的潮流首先出现在南欧。在葡萄牙政变后的三个月，自1967年以来一直统治希腊的军政权垮台了，一个在康斯坦丁·卡拉曼里斯领导下的文官政府接管了政权。1974年11月，在一场竞争非常激烈的选举中，希腊人民给予了卡拉曼里斯及其政党以决定性的多数，而且，在下一个月中又以决定性的多数票决定不恢复君主制。在1975年11月20日，正好是伊恩斯在葡萄牙击败左翼力量后的第五天，佛朗哥将军的死亡终结了其对西班牙长达36年的统治。在此后的18个月中，新国王胡安·卡洛斯在其首相阿多尔夫·苏亚雷斯的帮助之下，确保议会和民众同意政治改革法，并根据这项法案选举出一个新的代表大会。这个大会草拟了一部新宪法，这部宪法在1978年的全民公决中被批准。根据这部新宪法，1979年3月举行了议会选举。

    到七十年代末，民主的浪潮涌入拉丁美洲。在1977年，厄瓜多尔的军事领导人宣布他们愿意退出政治；在1978年又起草了一部新宪法；1979年的选举产生了一个文官政府。在秘鲁，也经历了军人退出政治的类似过程，这导致了在1978年选举产生了一个制宪议会，1979年制定了一部新宪法，1980年选举出一位文职总统。在玻利维亚，军方退出了政治。但这却从1978年起，带来了四个充满政变和流产选举的混乱年头，最终还是在1982年选举出了一位文职总统。就在同一年中，由于在同大不列颠的交战中败北，阿根廷的军政府受到了严重的削弱，并因此导致在1983年选举出一位文职总统和文官政府。在乌拉圭，军方和政治领导人之间的谈判导致在1984年11月选举产生了一位文职总统。两个月之后，在1974年始于巴西的漫长的开放（abertura）过程到达了一个决定性的关头，并在本年中该国选举出了自1964年以来的第一位文职总统。与此同时，在中美洲，军方也正在退出政界。洪都拉斯在1982年1月设立了一位文官总统；萨尔瓦多的选民在1984年5

    月的一次竞争达到白热化的选举中选举胡塞·拿破仑·杜瓦尔特为总统；危地马拉在1984年选举出了一个制宪议会，并在1985年选举出了一位文职总统。

    民主化的运动也出现在亚洲。早在1977年，第三世界最主要的民主国家印度在经历了一年半的紧急状态之后回到了民主的轨道。在1988年，为了对暴力和恐怖主义作出反应，土耳其的军队第三次接管了该国的政府。不过，在1983年，他们退出了政府并通过选举产生了一届文官政府。在同一年，暗杀阿基诺的事件使菲律宾进入多事之秋，并最终导致在1986年2

    月结束了马科斯的独裁，在菲律宾恢复了民主。1987年，韩国的军人政府推荐了一位候选人竞选总统，并在相当激烈的竞选和相对公平的选举中被选为总统。在此后的一年中，反对党控制了韩国的议会。在1987和1988年，中国台湾政府大大放松了对进行政治活动的限制，并致力于创造一个民主的政治体制。在1988年，巴基斯坦的军人统治告一段落，与此同时，由一位女性所领导的反对党，赢得了选举的胜利，并控制了政府。

    在八十年代末，民主化的浪潮也吞没了**世界。在1988年，匈牙利开始向多党制过渡。在1989年，苏联的国民议会选举使得几位执政党高级领导人受到了严重的挫败，并产生了一个日益具有决定性的国民议会。在1990年初，波罗的海的三个共和国建立了多党体制，而且苏联执政党也放弃了其主导的角色。在1989年，波兰的团结工会在国民议会的选举中席卷了大多数的选票，至此，非**的政府开始确立。在1990年，团结工会的领导人雷克·瓦文萨被选举为总统，取代了当时的执政党将军亚鲁泽尔斯基。在1989年的最后几个月中，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的一党政权都崩溃了。这些国家于1990年举行了竞争性的选举。在保加利亚，民主也已开始启步，而且要求民主的群众运动也出现在蒙古。在1990年，这两个国家都出现了还算公平的选举。

    与此同时，再回过头来看看西半球，墨西哥的执政党第一次以微弱多数在1988年赢得了总统选举，又在1989年第一次丢掉了一个州的州长职位。智利的公众在1988年在一次投票中结束了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将军继续垄断权力的企图，并在下一年中选举出了一位文职总统。美国的军事干预在1983年结束了格林纳达的左派独裁政权，并在1989年结束了曼努埃尔·诺列加在巴拿马的军事独裁。在1990年2

    月，尼加拉瓜的左派政权在选举中失败，并下台。在1990年12月，海地选举出了一个民主的政府。

    本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是欧洲非殖民化的最后阶段。葡萄牙帝国的终结产生了５个非民主的政府。不过，在1975年，巴布亚新几内亚在独立之初就是一个民主的政治体制。在清扫大英帝国残余（多半是岛屿）的过程中产生了十多个新的微型国家，几乎所有的这些国家都维持着民主的制度，尽管在格林纳达，这些制度是通过外部的军事干预才得以重新恢复的。在1990年，纳米比亚独立之初就通过一次受国际监督的选举产生了一个政府。

    在非洲和中东，八十年代的民主运动受到了限制。尼日利亚在1979年从军人统治回归到一个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但是，这一政府接着又在1984年初被一场军事政变所推翻。到1990年，在塞内加尔、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埃及和约旦都出现了某种程度的自由化。在1978年，南非政府开始了减少种族隔离和扩大非白人少数民族政治参与的缓慢过程，但是，这种开放并不针对在该国占人口绝对多数的黑人。经过一段时间的停顿和德克勒克当选为总统之后，这一进程又在1990年得到恢复，在政府与非洲国民大会之间也开始进行谈判。到1990年，在尼泊尔、阿尔巴尼亚和其他民主经验微乎其微或者根本不存在的国家也听到了涌动着的民主波涛。

    从总体上看，民主化的运动是一项全球性的运动。在15年中，民主化的波涛席卷了南美，横贯拉丁美洲，来到了亚洲，冲垮了苏联集团的**政权。在1974年，十个南美国家中有八个是非民主政府。在1990年，９个民主国家用民主的方式选择了政府。根据《自由之家》的估计，在1973年，世界总人口中有32％生活在自由国家；到1976年，由于印度实施紧急统治，大约只有不到20％的世界人口生活在自由国家中。相比之下，到1990年，全人类约有39％生活在自由社会中。

    表1．1现代世界的民主化

    年份　　民主国家　　非民主国家　　国家总数　民主国家在所有

    国家中的百分比

    1922　　 29　　　　 35　　　　　　 64　　　　 45．

    3

    1942　　 12　　　　 49　　　　　　 61　　　　 19.

    7

    1962　　 36　　　　 75　　　　　　 111　　　　32．4

    1973　　 30　　　　 92　　　　　　 122　　　　24．6

    1990　　 58　　　　 71　　　　　　 129　　　　45．0

    注：这里估计的国家数目不包括人口不足一百万的国家。

    在某种意义上，自由化的波涛及其回潮呈现出一种进两步退一步的格局。到目前为止，每一次回潮都淹没了一些在前一次浪潮中过渡到民主政治下的国家，但不是全部。然而，在表1．1中的最后一栏表明对民主的预测仍然不太乐观。国家大小各有不同，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数十年间，独立国家的数量成倍增加。然而，在世界中民主国家所占的比例却反映出了相当的规律性。在两次回潮的波谷，世界上分别有17．9％和26．4％的国家是民主国家。在两次民主化的波峰，分别有45．3％和34．2％的国家是民主国家。在1990年，世界上大约有45％的独立国家拥有民主体制，这与1922年的百分比相同。当然，格林纳达是否民主，其具有的影响比中国是否民主的影响要小得多。民主国家与国家总数之间的比例并不总是那么悬殊。此外，在1973－1990年之间，威权国家的总数第一次在绝对数量上下降了，然而，由于到1990年为止，民主化的第三波仍然没有把民主国家在世界中所占的比例提高到超过62年前的上一个波峰上。

    第四节

    民主化中的问题

    最高法院只依据选举结果；社会科学家们则试图赶上历史，琢磨那些有关已发生的事情必然发生之原因的理论。他们试图要解释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对民主政治的背离，但他们找到的理由却是民主政治不合乎穷国，威权主义对政治秩序和经济发展有好处，以及经济发展自身倾向于产生新的和更加持久的官僚威权主义。当人们还在喋喋不休地纠缠于这些理论时，那些国家又回归到了民主政治。社会科学家们要想试图跟得上这些变化，于是设法改变他们的工具，并开始生产出大量的文献，其主题是关于民主化的先决条件、其发生的过程以及新的民主政权的巩固问题。这些研究极大地扩展了民主化进程以及对这些进程的一般理解提供了有用的知识。

    到八十年代中期，民主的过渡也产生了对民主未来的新一波乐观主义。极权主义，可以相当准确地用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的话说，“已被看作是一个大失败”。其他人走得更远，认为“可行的替代体制的失落”意味着“经济和政治自由主义的理直气壮的胜利”。还有人高呼道“民主赢了！”再有人则说：对民主政治的乐观主义“比1975年时笼罩着的悲观主义有更坚实的基础”。当然，在七十年代中期和八十年代中期，在民主化的前景上的显著不同已经简直不能更具有戏剧性了。

    以上这些你来我往的议论导出了有关政治民主与历史发展之间关系的基本问题。这些大问题关系到民主的程度及其绩效。如托克维尔和布赖斯所预料的那样，一种从根本上是不可阻挡的、长期性的、迈向民主政治体制在世界范围内之全面扩张的全球性趋势存在吗？民主政治是一种有限的政治体制，只是在世界上少数社会中，特别是那些富裕的或西方社会中少数几个例外国家才能实施的一种政体吗？或者说，政治民主对许多国家来说是一件往昔之物，一种与各种形式的威权统治交替出现的政体吗？

    这些是重要的问题吗？有些人也许会认为他们不是。理由是对一群人或其邻居来说，一个国家是否以民主或不民主的方式来治理关系不大。例如，有大量的学术文献认为公共政策是由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而不是由一个国家政权性质决定的。在所有的社会中，不论其政体如何，都可以找到**、低效率、不称职和少数特殊利益的操纵现象。有一本阅读范围颇广的关于比较政治的书在开篇中甚至用这样一种结论来作为开场白，“许多在国家间最重要的政治特征不是在于其政体，而是在于其统治的程度”。

    这些论点中不乏言之凿凿之处。一个国家的政体并不是唯一重要的东西，甚至可能不是最重要的东西。秩序与无政府之间的分野比民主与独裁之间的分野更为根本，然而，这种分野由于几个方面的原因也仍然是至关重要的。

    首先，政治民主与个人自由密切相关。民主国家可能、而且也的确滥用过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一个治理得井井有条的威权国家甚至会为其公民提供高度的安全和秩序保障。不过，从总体上说，民主的存在与个人自由的存在之间的相关性是极高的。的确，一定程度的个人自由是民主政治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反过来看，民主政治运作的长期后果可能是扩大和加深个人的自由。在某种意义上讲，自由是民主的特有美德。如果人们关心自由，把自由当作终极的社会价值来加以关怀，人们同样也应该关怀民主的命运。

    其次，如上所述，政治稳定和政体是两个不同的变项。然而，它们也是相互关联的。民主国家中常有违法现象，但却很少诉诸政治暴力。在现代世界中民主的体制比不民主的体制更容易避免社会的暴力。民主政府对其公民所使用的暴力远远少于威权政府对其公民所使用的暴力。民主国家为在体制内表达不同意见和反对意见提供了被认可的渠道。因此，政府和反对派都不大可能用武力来相互对抗。民主也通过提供改变政治领袖和公共政策的定期的机会来维持政治稳定。在民主国家很少在一夜之间发生戏剧性的变化；它通常是温和的和渐进的。与威权政治相比，民主政治更能够避免重大的革命性的动荡。正如切·格瓦拉曾经说过的，革命不能用来成功地反对一个“通过某种形式的普选掌权的政府，不论其中是否有欺诈舞弊现象，它至少维持了宪政的合法性。”

    第三，民主的扩展对国际关系也有重要的意义。历史上民主国家打过的战争与威权国家打过的战争一样多。威权国家既同民主国家打过仗，也相互之间打过仗。不过，从十九世纪初到1990年，民主国家（除极少几个例外）没有同其他民主国家打过仗。只要这种现象持续下去，民主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就意味着和平地带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根据过去的经验，一个民主占主导地位的世界很可能是一个相对免于国际暴力的世界，特别是如果苏联和中国变成了像其他主要大国那样的民主国家，重大的国际战争的可能性就会极大降低。

    另一方面，一个持续分裂的世界极有可能是一个充满暴力的世界。在通讯和经济上的发展，加剧了国家间的互动。在1858年，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曾经认为，“一个分裂的家庭不可能持续下去，这个持久实行半奴隶制半自由的政府也不可能持续下去”。在二十世纪末的世界，不再是一个单一的家，它已变得越来越紧密地整合在一起。互赖是这个时代的潮流。一个日益互赖的世界能在半民主半威权的状态下持续多久呢？

    最后，而且也是从比较狭隘的立场上来看，民主在世界的未来对美国人具有特别的重要性。美国是现今世界中最重要的民主国家，其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的身份与其对自由和价值所承担的义务是不可分离的。其他国家也许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它们的政治制度，并持续他们作为一个国家的存在。但是美国却不能作出这一选择。因此美国人在发展适合于民主生存的全球环境中具有一份特殊的利益。

    自由、平等、和平的未来以及美国的未来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民主的未来。这项研究并不试图去预测这一未来。但它的确试图去通过分析自1974年开始的民主化的波浪来显豁出这一未来。它试图探讨这一系列过渡的原因（第二章）、这种过渡发生的过程以及民主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各自采用的战略（第三、四章）、还有新兴民主国家所面临的问题（第五章）。本书最后的一部分探讨的是民主政权在世界范围内进一步扩展的前景（第六章）。

    在讨论这些主题时，我用的是现有的社会科学理论和结论以便看看哪一种有助于解释最近的这些过渡。不过，这本书并不企图去构建一个关于民主的先决条件或民主化的过程的一般理论。它也不试图去解释某些国家在一个世纪里一直实行民主，而其他国家却继续实行独裁的原因。其目标没有那么远大，而只是试图解释一群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大致同时出现的向民主过渡的国家的原因、方式和后果以及弄清这些过渡对民主在世界的未来所具有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