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而担当了政治顾问的角色，提出了若干条“民主派准则”。如果这使我像一个胸怀大志的民主马基雅维利，那还是随它去吧。

    导致我撰写这部书的直接促成因素是1989年11月我被邀请去俄克拉荷玛大学作朱利安·罗斯鲍姆讲座（Julian

    J. Rothbaum Lectures）。在这些讲座中，我提出了本书的主要论题，当然那时还没有经验证据来支持这些论题。该书的大部分手稿写成于1989年底和1990年，而且我没有试图在我的分析中纳入发生在1990年之后的任何一起事件。我非常感谢俄克拉荷玛大学卡尔·阿尔伯特国会研究中心及其主任罗纳德·彼得斯博士（Dr.

    Ronald Peters）邀请我前去作这些讲座。我的妻子南希和我想要在此表明，我们非常感谢我们在俄克拉荷玛大学受到彼得斯博士和朱利安·伊莲娜·罗斯鲍姆和乔尔·扬克夫斯基以及众议院议长卡尔·阿尔伯特夫妇对我们俩始终如一的礼遇和款待。

    尽管讲座邀请促成了我撰写这部书，但是书中的材料却在我心中酝酿了一段时间。在手稿中有好几处我是取自于以前的两篇文章：“会有更多的国家实现民主吗？”（Will

    More Countries Become Democracy ）（《政治学季刊》［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1984］，第191－218页）和“民主的适中含义”（The

    Modest Meaning of Democracy）载于《美洲的民主：停止摇摆》（Ｄ．罗伯特·帕斯特编，纽约，1989年，第11——28页）。在1987年到1990年间，约翰·奥林民主与发展研究员职位（John

    M. Olin Fellowship in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使我得以花更多的时间和努力来研究这本书的主题。

    许多人有意无意地对这部手稿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自1983年以来我一直在哈佛大学基础课程中教授现代民主，这门课重点谈的是民主过渡问题。学生和助教们都会发现，本书中的许多材料是来自于这门课；我对这个问题的一些想法由于他们的评论和批评而得到了很大的改进。玛丽·基拉里（Mary

    Kiraly）、李永珠（Young Jo Lee）、凯文·马基奥罗（Kevin

    Marchioro）和亚当·波森（Adam Posen）在推敲书中的材料和整理我在这一课题上的文献时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帮助。杰夫里·辛巴罗（Jeffrey

    Cimbalo）不仅完成了这些任务，而且还在这部手稿的最后准备阶段特别认真地校阅了正义和脚注。朱丽安·布莱克特（Juliet

    Blackett）和艾米·英格尔哈特（Amy Englehardt）把他们非常卓越的文字处理技术运用于这份手稿上，有效、迅速而且准确地打印出了许多草稿，和对草稿所作的似乎是永无止境的修订。我的几位同事阅读了我的这部手稿的部分或全部。侯昌·且哈比（Houchang

    Chehabi）、爱德文·考尔（Edwin Corr）、乔治·多明格斯

    （Jorge Domiguez）、弗朗西斯·哈格比安 （Francis

    Hagopian）。埃里克·诺丁格（Eric Nordlinger）和托尼·史密斯（Tony

    Smith），提供了富有思想的、而且很有批判性和建设性的书面评论。哈佛大学比较政治讨论组的几位成员也通过活泼的讨论对我的手稿的前半部提出了很多意见。

    我非常感激他们对我的工作抱有兴趣，也感激他们对改进我这部书的品质所作出的贡献。不过，最后要说明的是，本书中的论点、论据和错误均由我来负责。

    塞谬尔·亨廷顿

    麻萨诸塞州

    坎布里奇

    1991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