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和自由的许多制度，如同拉里·戴蒙德所指出的，实行选举民主国家的数量在最近若干年有很大的增加，但是自由民主国家的数目却相对原封未动。根据最新的一项调查，有118

    个国家够得上是选举民主国家，然而，只有其中的79个国家被归入“自由”一类，即自由民主国家。约有39个通过选举产生政府的国家被判为部分自由的国家，其中包括俄罗斯、印度、乌克兰、土耳其、巴西、巴基斯坦和哥伦比亚。

    由于这一区分，一些人已经开始怀疑在民主与选举之间划等号的做法。他们开始谈论“选举主义的谬误”和“自由选举的陷阱”。一位杰出的美国学者甚至已经指出，在一个民主国家选举也许是多余的：如果人们有抗议、批评、纠织、示威和游说其统治者的自由，选举将是不必要的。

    另一位批评者认为，对一个处于民主化进程中的社会来说，有新闻自由比自由选举更重要。当然，说这话的是位记者。对选举的这种失望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主要是因为非西方国家的选举结果不同于西方社会的选举结果。

    首先，在非西方社会，选举可能会导致那些严重威胁到民主的政治领袖和政治团体的胜利。在拉美国家和前苏维埃加盟共和国，由选举产生的行政首脑常常以专断的和不民主的方式行事，压制其对手，靠法令来统治，格鲁吉亚的加姆萨胡尔迪阿是一个先例，秘鲁的藤森是个近例。在拉美，由选举产生的其他行政首脑常常无视立法机关，并通过宪法修正案，强行延长其任期。在缺少西方自由传统的非西方社会，由选举产生的政府常常对个人的权利漠不关心，歧视少数民族，扼制新闻自由，甚至鼓励警察滥施暴力。

    其次，在非西方国家的选举，常常诱使政治家去提出那些最能为他们带来选票的诉求，而这些诉求往往带有种族主义、宗教教义和民族主义的色彩。这些诉求会加剧国家的分裂，并导致反西方的政治领袖和政策的胜利。荒谬的是，采行西方民主制度的非西方社会常常鼓励排外主义的和反西方的政治运动，并允许它们获得权力。民主成了一种地方化的、而非世界化的过程。在非西方社会中的政治家们不是通过表明他们是如何西化来赢得选举的，那些挑战西方世俗主义的、有宗教倾向的政党在土耳其、印度、以色列和前南斯拉夫共和国的选举中取得了胜利。阿尔及利亚的军人政府废除了一次选举，在这次选举中，信奉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救国主义阵线势在必胜。土耳其的军方迫使由伊斯兰福利党领导的政府下台。在一些穆斯林国家，人们只能在**的世俗主义与反西方的民主之间作出选择。

    在西方，选举民主建立在并产生于自由主义的政治传统之上，这一传统的核心是人权和法治。不过，选举民主在不自由的、非西方的政治体制中也许会扮演某种角色。请看看伊朗的例子。这是一个原教旨主义国家，最高的权力在最高的阿亚图拉和由宗教领袖组成的卫道会（The

    Council of Guardians）手中。对革命、对政权及其宗教领袖的批评都受到了严厉的压制。新闻媒介要么由政府控制，要么受到无情地审查。宗教上的少数派不断受到骚扰。其中如巴哈教派（the

    Bahai

    ）甚至受到迫害。据报道，任意的逮捕经常发生，对囚犯的虐待司空见惯，肢裂是一种刑罚。在那里有大量的政治犯。很显然，伊朗是一个远离西方自由传统的国家，然而，在某些方面，伊朗又实行选举民主。在1997年的总统竞选中，哈塔米取得了对体制内候选人的压倒性的胜利，赢得了69％的选票。而在这次选举中，有88％的成年选民投了票。在1993年，拉夫桑贾尼在还有另外三位候选人参加的竞争白热化的选举中赢得了63％的选票。在1992年的议会（the

    Majlis）选举中，卫道会否决了一千多位当选心切的候选人的参选资格，但是，还有剩下的二千多人轰轰烈烈地相互竞争270个席位。在1996年，卫道会否决了二千名议会候选人的资格，但是还剩下3000人竞争270个席位。尽管政党被禁止，这两次中的候选人都是两个半政党团体的成员，一个代表较为温和的观点，另一个代表更为原教旨主义的观点。妇女既可以投票，也可以竞选公职，并在1997年占据了议会５％的席位。此外，议会有很大的权力，它拒绝过总统对内阁职位的提名，它偶尔也迫使内阁部长辞职，它还就经济政策和其他问题进行激烈的辩论。在1994年和1995年，它还成功地阻止了当时的总统拉夫桑贾尼试图通过的许多改革措施。可以说，伊朗议会是中东仅次于以色列议会的最活跃的议会。在伊朗选举竞争的激烈程度也高于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和除一二个之外的所有的穆斯林国家。这样，伊朗就把竞争性的选举、制衡与原教旨主义镇压政策和大规模地侵犯个人权利结合起来。在波斯湾，沙特阿拉伯作为美国最亲密的盟友，是最不民主的国家，而伊朗作为美国最大的对手，却是最民主的国家。

    西方的民主

    植根在个人自由、个人尊严思想中的自由民主是一个西方的产物。有人认为，自由民主在西方之外的地方行不通，不过，事实上，在几乎每一种其他文明中，都有一个自由民主国家存在。简而言之，自由民主并非内在地与其他主要的非西方文化不相容，然而，非西方社会接受无论是自由民主还是选举民主的程度因他们受西方的影响程度不同而异。约有39个国家，其政府是由相对公开、公平的选举产生的，但仍然缺乏全面的政治自由和公民权利。其中，10个在拉美，8个在非洲，5个是政教国家，5个是穆斯林国家。在这些国家，选举民主未必是通向自由民主大路上的一步。再看另外三个例子：印度、土耳其、斯里兰卡。这三个国家成为选举民主国家几乎已近半个世纪，但是，它们在保护其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方面仍然乏善可陈。

    世界上的各大文明在其文化与西方的接近程度和受西方影响程度上都有很大的不同。按照一些人的看法，拉丁美洲显然是西方的近亲，有人甚至认为，应被看作是西方家族中的一个成员。东正教则是一个更为执傲的远亲。在非洲，西方的统治极其短暂，其影响除在南非外，相当有限。西方对穆斯林国家的影响程度也因地而异，但在伊斯兰的阿拉伯心脏地带，也很有限。有关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总体上，证据表明，非西方社会对不论是选举民主还是自由民主的接受程度因这些社会直接受到西方影响的程度而异。

    当政治领袖们相信，他们的利益在于推进民主，或他们有义务实现民主时，民主的发展就会出现。这样的精英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都不存在。在多数穆斯林国家，威权统治者掌控一切，没有表现出任何迹象表明要实行向民主开放。在穆斯林世界中，少数几个民主国家，统治者也常常用不民主的方式进行统治。对实现从选举民主向自由民主的转变聊无兴趣。甚至更重要的是，几乎所有的穆斯林国家都不是由原教旨主义统治的，但是原教旨主义运动支配、甚至操纵着反对现政权的力量。信奉自由民主的反对派团体几乎不存在。阿贾米观察到，“在每一个穆斯林社会，要写一写自由主义和全国性的资产阶级传统，无疑是在为这样的一群人写悼词，这些人打的赌，毫无取胜的希望，随之就输掉了。”此外，人们普遍承认，民主依赖于一个壮大的市民社会。在穆斯林社会，的确有壮大的市民社会出现，但是这是一个原教旨主义的市民社会，而不是一个世俗的、自由主义的市民社会。

    许多东亚社会的精英不习惯自由民主。的确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亚洲是“不自由的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的老家。这种民主是一种文化传统的产物，这种传统强调国家的养民与教民的作用，并以此作为公民行为的准则，而不是作为个人权利的保护者。

    限制国家的人权观念在东亚极其薄弱。就个人权利受到承认的程度而言，这些权利通常被看成是由国家创设的权利。对和谐与合作的强调优先于分歧与竞争。对秩序的维持和对等级结构的尊重被看作是核心的价值。观念之间、群体之间和政党之间的冲突被看成是危险的。因此，就其在亚洲社会发育程度而言，选举民主更可能被设计用来产生共识，而不是选择，很可能具有不同于西方选举民主的特征，可能缺少伴随着西方民主的自由实践和制度的阴暗面。

    无论如何，在第三波之后二十年的今天，民主化的条件远比以前有利得多。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的各国政府在促进全球的民主化方面都可以有更大的作为。共产国际（the

    Comintern）已经寿终正寝，现在该是建立民主国际（the

    Demintern）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