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不是这样，它也是相当完整的。

    Ⅲ

    门格尔于1872年开始执教维也纳大学，次年晋升为副教授，1879年升为教授；他于1903年退休，1921年去世。为考察他同边际效用思想的进一步联系，我们在此只追述一下他大学生涯的前20年。1870年代初之后，门格尔同杰文斯和瓦尔拉斯一样，在边际效用问题上写的东西极少。他在《原理》之后写的第一批东西是一组文章，共有25篇，大部分是发表在《维也纳晚邮报》上的书评。就其性质来说，没有一篇包含效用方面的内容。评论的对象之一是J．E．加尼斯的《政治经济学文集》本书没有给他提供任何评论价值论的机会。直到1874年评论加尼斯的《政治经济学若干基本原理》（该书对杰文斯的效用理论持有异议），门格尔才可能被吸引来支持他的英国伙伴。1875年当他评论G．库茨的《匈牙利国民经济学理论发展史》时，他又一次眼光短浅地忽略了同他的一位先驱者的联系。他怀着极大兴趣仔细阅读了库茨的早期著作《国民经济学及其文献的历史发展》，他理应看到戈森的有关材料，并预见到安德森多年前对戈森的发现。

    在发表这些报刊文章和评论之后，直到1883年出版《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研究》之前，门格尔没有发表什么东西。1883年的这本书没有直接同他的《原理》联系起来，但它确实间接地促进了《原理》的传播，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引起了人们对他的注意，而他先前的《原理》并没有起到这样的作用。门格尔对德国经济学的批评自然引起了德国教授们的强烈反应，特别是在他于次年以《德国历史学派的错误》作为对最初反应的答复之后。这样以来，在一些奥地利人中间便出现了某种凝聚力，后来的奥地利学派就是指这些人而言的。而沿着另一个方向惨淡经营的德国人，接哈耶克的说法，甚至“在这场争论结束之后30年，同世界其他国家相比，德国人受这种现已在别处制胜的新思想的影响仍然较少。”

    不过，对边际效用在奥地利人此时对效用的日益增长的认识中所起的作用不可估价过高。从门格尔1884年10月12日在《维也纳报》上的评论可以看出，对数量不断增加的奥地利经济学家的文献必须小心谨慎。门格尔指出，奥地利在过去从未有过同一水准的经济文献。但他也根本没有把他自己的名字同这种运动联系起来，他对该运动的起源未置一词。尽管他在评论的开头强调了奥地利人在反对历史方法方面所起的作用，但他一点也没有暗示边际效用所起的作用。他有许多机会这样作，因为他写了一节论及维塞尔的《经济价值的起源和主要规律》，该书评述了门格尔的思想，第一次使用了“边际”一词。门格尔后来对奥地利文献的评论具有同样的特点，其中一篇发表于1886年，另一篇发表于1889年，最后这篇尤其令人失望，因为他根本没有把当年论及边际效用的优秀之作同边际效用问题或他本人联系起来。

    总之，我们可以说，尽管门格尔谈论过奥地利学派，但谁也不能从他1871年直到去世时发表的各种著述中得出这样的看法：奥地利学派同边际效用学派有什么联系。门格尔既没有认可这种联系，也不想把它减至最低程度，也不认为这种联系是当然之理。事实上，门格尔从未承认过他的学说同瓦尔拉斯或杰文斯的学说的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