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生平及著作简介（12）

    第六节  厚积薄发（1979—1999）

    “冬天已往，雨水已止，

    百花开放，百鸟鸣啼。

    何必等待，何必迟疑，

    我的佳偶，与我同去。

    我的良人，我跟从你，

    离开陡岩隐秘之地。

    百鸟声中，百花丛里，

    随你脚踪，与你同去。”

    这是汪维藩写于1957年的《雅歌》中的两节，也是其1982年创作的《与主同去歌》中的两节，1957年所写《雅歌》是对当时“六年探索的一个总结”，1982年春天又写作副歌，则是在“经历了漫长幽谷之后，在又一个春天里发出的一声呐喊”汪维藩归途集福州:福建基督教协会出版,1995187。1982年汪维藩将《雅歌》和副歌合在一起谱为《与主同去歌》，后被收入《赞美诗（新编）》。创作一首圣诗，时间跨越25年，期间经历了多少的寂寞、失落和期待，然而对于历史来说，这只是一个短暂的“休止符”，寒冬已过，春暖花开的季节到了。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祖国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风，基督教界也迎来了生机勃发的春天，全国各地的教堂重新开放，正常的宗教活动得以恢复。紧接着，1980年10月，中国基督教第三届全国会议在南京召开，选举丁光训为基督教全国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会上成立了中国基督教协会，选举丁光训为协会会长。中国基督教会在经历了二十几年的磨难与思考之后，开始了新一轮的神学发展和构建，从原来的形而下的、实用的研究向形而上的、本体论的方向发展。

    这一时期，当代西方神学的发展也是异常活跃。神学思潮继续其多元化发展趋势的同时，四五十年代兴起的新正统主义、现代福音派神学的影响依然可见，特别是美国，现代福音派神学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