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2）

    中国基督教会中真正能被世人称为神学家的屈指可数，除了老一辈像赵紫宸那样世界公认的神学家外，当今大概只有丁光训、陈泽民、汪维藩等人。近几十年来，海内外和港台学者对中国老一辈神学家的研究加大力度，出了一批学术成果，但对汪维藩的研究几乎一片空白。由于缺乏研究汪维藩的既有成果，袁益娟在此之前又从未涉足过基督教的研究，因此对她来说这个课题的难度是相当大的。但是汪维藩先生健在，而袁益娟又有研究能力和热情，这就有可能克服困难，把这项新课题做好。为了能较深入地直接了解汪维藩先生，袁益娟隨同段琦研究员一起前往南京，拜访在金陵协和神学院工作多年的汪维藩先生。

    段琦研究员与汪先生有多年交往，深知他学养深厚，为人刚正不阿，在神学思想上有独到之处。汪先生得知来意之后，十分热情，毫无保留地将他的生平及思想和盘托出，并把他所写的文章书籍包括诗集，全部奉送给段、袁二人，使段、袁直接取得了丰富的第一手研究资料。

    此后的一年多时间内，袁益娟一边认真地整理访谈汪先生的录音、仔细阅读汪先生的文章，一边努力地补习基督教史、基督教神学等所欠缺的知识，并在此基础上运用所学的宗教学理论和方法，以理性的客观的态度，深入地梳理和分析了汪维藩的神学思想及其特点，写出了这篇上乘的博士论文，被评委们评为优秀论文。汪维藩先生本人对该文也比较满意，认为作为一个初次涉足基督教研究的博士生能在一年多时间中对他的思想有这样的理解实属不易。我们也认为，袁益娟能做到这点是难能可贵的，这与她个人的认真努力分不开，个中的辛苦也只有她自己知道。

    读者从文中可以看到汪维藩先生一生坎坷：幼年丧父，少年丧母，本人在1957年又被错划成“右派”，曾长年下放工厂劳动，身心均遭受过屈辱。尽管如此，也从未改变过他拳拳赤子的爱国之心。改革开放之后，他对基督教如何处境化，以适应变化了的中国社会，进行了深入的神学思考，由此提出了与中国文化和社会密切结合的中国式的基督教神学——生生神学。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