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在最近二十年来方始看清楚，它自己现在是何等样的一个大国，却没有一个有力的商业政策；假使它有了这样一个政策的话，将居于怎样的地位。德国的情况，就象富兰克林曾一度形容新泽西州的那句话一样，“是一只被邻居们四面八方都凿了孔的酒桶，桶里的酒都被他们吸光了”。英国已经破坏了德国大部分的工业，以大量的棉毛织物向德国运销，可是还不满足，它不允许德国的谷物和木材进口，甚至有时还要排斥德国的羊毛。曾有一个时期，英国运销德国的工业品比运到它所竭力称道的印度帝国去的，还要多十倍。然而这个垄断着一切的岛国对待可怜的德国人比对被征服的印度人还不如，它输出德国人所需要的工业品以后，甚至不允许他们用农产品来偿付。德国人低首下心，使自己成了替英国人劈柴挑水的苦工；但是没有用。芙国人对待他们比受统治的人民还要糟。国家就同个人一样，如果让自己被某人欺侮了，其他一切的人就都会看他不起，最后甚至会成为孩子们嘲笑的目标。法国以大量的酒、油、丝绸和女帽运销德国，但是对于德国牲畜、谷物和麻布的出口还非常猜忌。不仅如此，有一个小小的沿海省区，原来属于德国，是德国人的聚居之处，它靠了德国达到了富强地位，一向是靠了德国才能维持的，却用了一套口头上的无聊的诡辩，阻塞了德国的最大河流达十五年之久。作为这种侮辱的补充曾举办无数的职业讲座来宣传一种学说，说是只有靠了普通的自由贸易，国家才能达到富强。过去的情况如此，那么现在呢？德国在繁荣方面、工业方面、国家的尊严与国家的权力方面，都在突飞猛进，十年的过程相等于一个世纪。怎么会取得这样成就的呢？使德国人彼此之间互相隔绝的国内关税废除了、这当然是好的，是有益的；但是德国的国内工业，从那时起如果依然要毫无限制地受到国外竞争，它就不能单单靠了这一点而高枕无忧。怎么会避免国外竞争。怎么会产生这种奇迹的呢？主要是由于在关税同盟下的税则对普通日用品制造工业的保护。关于这一点我们不妨公开说明。鲍林博士已经将这一点明白指出，他说在关税同盟下的税则，并不只是象以前所说的那样以增加岁入为目的的收入关税，税率并不只是象赫斯启森所想的那样以百分之十到十五为限。对的，我们不妨坦率承认，关于日常使用的工业品，德国关税同盟所征收的保护关税从百分之二十到六十不等。

    但是实行这样的保护关税有了些什么结果呢？是不是消费者对德国工业品所支付的代价比他们以前付给国外输人工业品时提高了百分之二十到六十（假使流行学派的理论是正确的话，情形就必然是这样），或者说这些产品全然不及外来的产品呢？根本没有这么一回事。鲍林博士自己也引证说明，这类在高额关税下生产的工业品比外国制造的质量好，代价也低。由于国内的竞争，由于防止了有害的国外竞争，就产生了这样的奇迹；这是流行学派所不了解的，也是它下定决心所不愿意了解的。由此可见，流行学派认为保护关税将使国内产品价格按所收税额提高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实行保护制度，在短时期内也许会使产品价格增长，但以任何有条件建立工业的国家的情形未说，国内的竞争不久就会使价格回到容许国外工业品自由输入时的价格标准以下。

    在高额关税下，农业有没有受到损害呢？一点也没有。农业是大有所得的；近十年来它获得了十倍于前的利市。农产品的需求有了增长。农产品价格到处有了提高。众所周知，只是由于国内工业的发展，各处地产价值上涨了百分之五十到一百不等，各处在支付着较高的工资，交通运输设备正在备方面改进，有的已经实现，有的正在计划中。

    我们的保护制度既已获得了这样的辉煌成就，势必鼓励我们循着这一路线继续前进。商业同盟中有些邦也主张采取相类步骤，但是还没有见诸实施。然而也还有些别的邦，看来它们只是把希望寄托在英国取消谷物与木材的进口税，想由此获得繁荣；据说也还有些有势力人物依然信从着世界主义，不相信自己的经验，鲍林博士的报告对于这些方面，对于德国商业同盟的情况以及英国政府的策略，都有极重要的说明。现在让我们对这个报告来作一番大致的观察。

    首先我们要考察一下写这个报告时的观点。鲍林博士的来到德国，是墨尔本内阁下商务大臣拉布谢尔先生派遣的，与1834年汤普森先生的派他前往法国属于同样目的。到法国去的使命是要借了在葡萄酒与白兰地贸易方面的让步，诱使法国对英国工业品开放它的国内市场；同样的情况，对德国的目的是要借助于谷物与木材贸易方面的让步以取得相类的效果。不过就这两次使命来说，其间也有一个重大区别；英国对法国所提出的让步是不会引起它自己国内的反感的，而对德国提出交换条件时，却首先不能不在它自己国内经过一番斗争。

    因此对法与对德这两个报告的旨趣，彼此在性质上势必大不相同。关于英法间商业关系的那个报告是专为法国人写的，在报告里必须说明科尔伯特的保护制度并没有获得什么美满成就，必须使人们相信伊甸条约是对法有利的，拿破仑的大陆制度以及现行的法国禁止制度是对法极端有害的。总之，这里与亚当·斯密的理论必须密切一致，对于保护制度的一切良好成就必须切实地全盘加以否认。但是另外一个报告的任务却没有这样简单，这是同时向英国地主和德国政府两方面进言的。对前者必须这样说：你们看，现在有这么一个国家，由于实行了保护制度，在工业上已经有了巨大发展，它具有循此前进的一切必要手段，正在加快步伐从事于独占它自己的国内市场，进一步在国外市场与英国相竞争。上院的保守党员们，下院的乡村地主们，你们看看，事体就是你们搞糟了的。这就是你们那个不合时宜的谷物法所造成的；由此使德国的食粮与原料价格以及劳动工资得以保持于较低水平。德国工业家，与英国工业家对照下就居于比较有利的地位。因此，你们这些傻子，赶快废除谷物法吧。这样一来，你们就可以使德国工业家受到双重或三重的损害。这是因为：第一，粮食与原料价格以及劳动工资在德国将提高，在英国将抑低；第二，德国谷物对英输出增加以后，英国工业品对德输出即将增加；第三，德国商业同盟已经声明，如果英国对德国谷物与木材的进口给以便利，它也打算相应地降低一般棉毛织物的关税。这样我们就万无一失，可以再度粉碎德国的工业。但是时不可失。工业家在德国商业同盟中的势力年年在增长，如果你们对于谷物法的废除稍有迁延，就要为时太晚了。局势的变化是不会过迟的。不久德国工业有了进一步发展以后，对于它本国农产品的需求将积极提高，以致使德国将不再有剩余谷物可以运销国外。为了要诱使德国政府对它自己的工业采取行动，不让工业家为他们本国人民来纺纱织布，不让他们侵占你们的国外市场，那么你们对德国政府到底愿意作出哪些让步呢？

    所有这些，都是写报告的人不得不向议会中的地主们谈清楚的。英国的行政体制不容许作秘密的政府报告。鲍林博士的报告是一定要公布的，报告的译文或节略是一定要给德国人看到的。因此在措辞中不可稍露痕迹，使德国人觉察到他们自己真正利益的所在；因此在说服议会时所使用的一切说词，不能不兼顾到有以解除德国政府方面的顾虑，防止在这方面发生不良影响。这个报告必须竭力说明，由于实行保护制度，德国的很多资本已转向到不适当的用途；在这个制度下德国农业将受到损害。就农业方面来说，它所应当注意的只是国外市场；而农业是德国绝对最重要的生产事业，因为德国四分之三的人口以此为业。那种保护工业的说法简直是胡扯，工业本身只能在外国竞争下发展，德国舆论是拥护自由贸易的。德国社会的一般智力非常之高，因此不会抱有实行高额关税的愿望。如果英国降低谷物与木材的关税，德国最开朗的人士是赞成降低普通棉毛织物的关税的。

    总之，在这个报告里我们听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调，就象是对立的两方彼此在辩难。哪一方应当认为是代表报告者的真意的——是向英国议会说话的一方呢，还是向德国政府说话的一方？要确定这一点并不困难；因为鲍林博士所说的一切，凡是要想劝告议会降低谷物和木材进口税的，都有统计资料和根据数字的推算作证，凡是要想劝德国政府不采行保护制度的，都只是一些空洞的说词。

    鲍林博士向议会证明，对于他所指出的德国在保护制度下着着进展的情况如果不加以制止，英国势将无可挽回地丧失德国这一工业品市场，现在让我们仔细分析一下他在这方面的论点。

    他说德国人民是以克己、耐劳、俭约、聪明见称于世的；全国人民普通受到教育，优良的工艺学校使技术知识的传播遍及全国。

    德国在设计技术上的造诣远非英国所能企及。德国的人口，它所畜养的牛羊，尤其是羊，逐年有巨大增长，说明它在农业上已经有了多大的成就。（报告里却不提到地产价值的高涨，虽然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特点，也没有提到产品价值的增长。）在工业地区，劳动工资提高了百分之三十。德国有大量的水力现在还没有利用，这是在一切动力中成本最低的。它的矿业，在国内各地部比以前有了更大发展，它的原棉的每年输入量，在1832到1837年间，从十一万八千生丁纳增加到二十四万生丁纳，棉纱输入从十七万二千增加到三十二万二千生丁纳，棉织品输出从二万六千增加到七万五千生丁纳。普鲁士的织布机从1825年的二万二千架增加到1834年的三万二千架，生羊毛输入从九万九千增加到十九万五千生丁纳，这一商品的输出从十万增加到十二万二千生丁纳，毛织品输入从一万五千增加到一万八千生丁纳，这一商品的输出从四万九千增加到六万九千生丁纳。

    麻布的生产，因为在艰难的情况下同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高额关税作斗争，所以没有增长。但麻纱的输入则从1832年的三万增加到1835年的八万六千生丁纳，大部分是由英国输入的，输入量还在继续增进中。靛青的消费从1831年的一万二千增加到1837年的二万四千生丁纳，这是德国工业进展的一个显著证明。陶器的输出，在1832到1836年期间增加了一倍以上。石器的输入从五千减少到二千生丁纳，输出则从四千增加到一万八千生丁纳。瓷器的输入从四千减少到一千生丁纳，而输出则从七百增加到四千生丁纳。煤的产量从1832年的六百万增加到1836年的九百万普鲁士吨。普鲁士1816年有羊八百万头，1837年增加到一千五百万头。

    在萨克森1831年有织袜机一万四千架，1836年增加到二万架。从1881到1837年间，这个地方的毛线厂厂数和锭数都增加了一倍以上。到处都兴起了机器制造厂，其中多数情况都极为发达。

    总之，德国工业的一切部门，按照所受到的保护程度，都有了巨大发展，特别显著的是一般使用的棉毛织品，这类商品由英输入已经完全停止。鲍林博士根据他所听到的可靠意见，承认“普鲁士毛织品价格的确比英国的低廉，有些染色比英国最上等的颜色固然要差些，但是其他的颜色简直完美到无以复加，在纺织以及一切操作过程方面，德国已经完全可以与英国媲美，只是在最后一道修整工序上显有缺点，但这种缺点不久也会消除的。”

    英国议会听到了这样的说词以后，会终于接受劝告，废除作为针对德国的一种保护措施的谷物法；这一行动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是在德国同盟方面，眼看到实行保护制度以后已经获得了这样大的进展，怎样就会听受这个报告的劝诱而放弃那产生了这样良好效果的制度，这却是我们所完全不能理解的了。

    鲍林博士告诉我们，德国工业是在牺牲农业利益下受到保护的，他要这样说也好，这是他的说法，但是我们看到的情形却完全相反，农产品的需求、产品的价格、劳动工资、地租以及地产价值处处都在高度增长，而农民对于他所需要的工业品无须付出较高代价，我们根据这样的情况，对于他的说词怎么能信以为真呢？

    鲍林博士给我们一个估计，说德国从事于农业与工业的人数是三与一之比，这件事做得很好；但那个说法使我们相信，在德国从事于工业的人数与从事于农业的还没有取得适当比例。现在英国有些工业经营者所消费的是英国的而不是德国的衣产品，他们的出品所供应的却是德国市场，德国对于本国的这类工业应当加强保护，使它们逐渐发展；要纠正上述的不平衡现象就得从这一点着手，除此以外，我们看不出还有什么别的纠正方法。鲍林博士又说，德国如果希望扩充农产品销路，必须全力注意向国外发展，这也说得很好。但是要使农产品的需求有巨大增长，只有使本国的工业有了充分发展，这个愿望才能实现，不但英国的已往经验这样教导我们，而且鲍林博士自己对这一点也是默认的，因为他在报告里说，英国对于谷物法的废除如果再迟延下去，德国将不再有剩余谷物或本材可以运销国外，他对这一点表示忧虑。

    鲍林博士说，在德国占主要地位的依然是农业，这句话当然说得很对；但正是由于农业还占着主要地位这个原因（象我们在前几章里所提到的，，所以必须发展工业，使工农两者处于适当比例关系，因为农业发展这一事实本身所依靠的就是与工业取得等比关系，而不是它自己对工业保持优势。

    报告的作者还有一种错误论调，他说，就德国工业本身而言，在德国市场上的外国竞争是必要的，因为德国工业等到能够供应德国市场以后，为了出售剩余产品，就必然要与别的国家的工业相竞争，这时只有产品价格低廉才能经得起这种竞争；但是低价产品的生产是与保护制度不相容的，因为这种制度的目的就是在于使工业家能维持较高价格。

    这种论调是荒谬透顶的。鲍林博士不能否认这一点，一个工业家越是有机会多生产，就越能按较低价格供应他的产品；因此能够独占本国市场的工业，就能够在国外贸易中供应价格较低的产品。在他所发表的关于表示德国工业发展的数字里就可以找到这方面的证据；因为这类数字表明，随着德国工业对它本国市场的占有程度，它的产品输出量也同时增进。由此可见，德国最近的经验与英国过去的经验一样，说明工业品价格高涨并不是保护制度的必然结果。

    事实上现在德国工业离开能完全供应国内市场的情况还很远。要做到这一点，关于目前由英国输入的棉织品一万三千生丁纳，毛织品一万八千生丁纳，棉纱、棉线、麻纱五十万生丁纳，就首先必须要能由自己来制造。但是要完成这样一个任务，原棉的输入就须比以前增加五十万生丁纳，就须与热带地区进行更多的直接贸易，对于输入的原料，即使不是全部也至少大部分，要能够用自己的工业品来偿付。

    鲍林博士认为德国人民自从商业同盟成立以后，对于英国人一般所理解的所谓“自由贸易”这个名词获得了比较清楚的认识，他曾这样说，“自从那时起，德国人民的情绪已经由侧重虚无缥缈的希望与幻想的领域脱离了出来，转向于实际的、物质的利益”，因而断言德国舆论赞成自由贸易。我们对于这样的见解必须加以纠正。他说德国的教育非常普及，一般人民都有知识，这句话说得很对；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德国人民现在已不再沉溺于世界主义的幻想中。这里的人民现在由自己来进行独立思考了；他们相信的是自己作出的结论，是自己的经验，是自己的健全常识，而不是与一切经验相违反的一面之词。当初伯克曾私下向亚当·斯密说，“治理国家的政策方针决不能以世界主义为依据，所依据的应当是从深思熟虑中了解了的关于他们国家特有利益的知识”；伯克为什么这样说，这个道理他们现在明白了。那些说客的话往往进一句出一句，反复无常；德国人民现在不相信这一套了。有些人在地位上是德国工业的竞争者，当这些人对德国人民表示关怀，提出忠告时，其间究竟有多少真正价值，他们也已懂得怎样来作正确估计了。总之，每逢在谈论中的是英国方面所提出的建议，德国人就会提高警惕，就会把希腊人赠送木马那件人人知道的故事记在心里。

    由于这些原因，说是德国有影响的政治家们果真要迎合这个报告的作者的愿望，就是说，为了能够把少许的谷物和本材运销英国，为了取得对方这样一点渺小得可怜的让步，就甘愿放弃它的保护政策，我们对于这一点是有些怀疑的。无论如何，德国舆论总不会把这样的政治家看成是有深谋远虑的。在今天作为一个德国政治家，要当得起这样一个尊称，单单精通世界主义学派那些肤浅的措辞和论点是不够的。人民对于一个政治家所期望的是，他不必把心机枉费在学说理论方面，他要彻底懂得什么是国家的权力和要求，要能够发展前者，满足后者。假使一个政治家不懂得使一国的工业提高到象德国工业现已达到的阶段，其间需要多大的努力；不能够在内心里预见到国家前途的伟大；只是使德国工业阶级对政府所抱的期望和信心受到严重打击，使国家的企业精神深受摧残；对于一个第一流工业国家所据有的崇高地位与只从事于输出谷物和木材这样一个国家的劣势地位，看不到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就谷物与木材的国外市场来说，即使在平时也是极度不稳定的，关于对方在这方面所作出的让步是极容易被推翻的，一旦发生了战争或敌对性的商业政策使贸易中断时是会引起极大动乱的，在这些方面都没有足够才智未加以估量；最后，别的强大国家是怎样依靠了自己的在一切部门都得到发展的工业，使国家获得了生存、独立与权力，对于这些已有的例子也没有能吸取教训——假使是这样一个政治家，那他就表明了关于什么叫作国家的权力和要求这一点，他是完全无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