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民由于生活与外界隔绝，孤陋寡闻，他对于一般文化的提高很难有所贡献，也很难懂得怎样来衡量各种政治制度的价值，要他积极参加公务和司法的管理或保卫他的自由和权利，那就更难了。因此他大都是处于依赖地主的地位。在纯农业国家里看到的总是奴隶生活，或是在**、封建、教士政治压迫下的生活。仅仅土地独占这一事实，就使**君主、寡头政治的执政者或教士阶极对广大农民有了统治权，而广大农民本身却无法摆脱这种统治。

    就任何纯农业国家的情形来说，暴力、迷信和教士政治加在农民身上的枷锁，在顽强的习惯势力下已经这样根深蒂固，因此农民已经把它看作是他们自己身体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看作是他们生存本身的必要条件。

    另一方面，工商业活动的分门别类和多种多样，生产力联合的作用，以不可抗的力量迫使行业不同的工业者彼此牵连在一起。摩擦可以发生火花，对于心灵也是这样。但是只有当人们密切地相聚在一起，在商业、科学、社会、民事和政治方面有了频繁的接触，在商品方面、思想方面有了广泛的交流，才会产生心灵上的摩擦。人们的生活越是集中在一个共同的地点，其间每个人在他的业务上越是有赖于别人的协作，每个人在业务上需要知识、教育和谨慎小心这些方面越是殷切，顽固、不法、压制和无理违反正义的现象越对所有这些个人的努力和他们的奋斗目标少加干涉，社会制度就越加完善，享受自由的范围就越广，自己改进与互助改进的机会也就越多。所以就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来说——例如古代的希腊和意大利，中世纪的意大利、德国、比利时与荷兰，随后的英国，更近期的美国与法国——自由和文化总是发源于城市的。

    但是有两种性质不同的城市，一种可以称作是生产性的，还有一种是消费性的。有些城市吸收原料，进行加工，对于所需要的原料和粮食则用工业品来偿还给农村。这就是工业城市，是生产性的。这些城市越发达，乡村的农业越发达，农业力量越加能够发挥，则工业城市也就越加能够壮大起来。但是还有一种城市，那里的居民只从事于消耗地租。任何在文化上有相当发展的国家，总有一大部分的国民收入是以地租形式在城市里消耗的。假使认为这种消耗有害于生产或对生产不能起促进作用，把这一点作为一种普通原则，那是错误的。因为既然通过地租的取得可以使自己享受独立生活，这一可能性对于理财、对于从农业中和农业改进中所得的积蓄的利用，就是一个有力的刺激。况且靠了地租生活的人，为了要在同侪中有所表现，博取声望，加上他所受到的教育和独立地位的有利条件，他在这方面的努力对文化、对公共机关和行政管理的效率以及对科学与艺术，就会起促进作用。但是地租在这样方式下对国家的工业、国家的繁荣和文化能够影响到什么程度、总是要看国家已组获得的自由的程度来决定的，这种要在同侪中显露头角、也就是出于自愿的想对国家有所真献的活动，只有在这种活动能够获得社会方面的表扬与尊重、能够获得荣誉职务的国家中才会获得发展；有些国家的统治阶极，对于个人任何企图获得社会重视的努力，对于任何独立的表现，总是侧目而视的，在这样的国家里，这种活动就不能获得发展机会。在这样的国家里，有独立收入的个人将自暴自弃，陷于颓废、怠惰的生活，这样就会使有用的劳动受到轻蔑，损害国民的德性和勤劳意向，他将从根本上危及国家的生产力。在这样情况下，即使由于靠地租收人为生的人的消费行为对城市工业在一定程度上有促进作用，人们也会把这种工业看成是不足道的、不健全的产物，认为对国家文化、繁荣和自由的推进作用很小。实际上在健全工业下特别会发荣滋长的是自由和文化，因此也就可以说，正是由于工业的存在，地租本身才不致成为导向怠惰、颓废和不道德行为的泉源，得以转变为促进精神文化的动力，结果也正是由于这一点，单纯消费的城市才得以转变为生产城市。还有一个支持消费城市的因素是公务人员与行政管理方面的消费。这类消费在城市也足以助成一些表面的繁荣；但是它对于国家制度、繁荣以及生产力究竟是特别有所促进还是有所损害，这就完全要看消费者的作用对这些方面是偏于促进还是偏于损害这一点来决定。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为什么在纯农业国家大城市仍然可以存在，在这些城市里虽然也有许多富户，也有许多种行业，但是对于国家文化、自由和生产力的影响极为微弱，其间的原因是很明显的。从事于这些行业的人们，势必与他们的顾客抱着共同的见解；他们的地位披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地主和公务人员的家仆。这些城市的生活往往极度奢侈浪费，而处于城市四郊的居民则情况相反，处处见到的是贫困、器量狭小和奴隶性。工业应当独立成长，完全不依靠坐食租息者和公务人员，应当为广大农民或出口贸易服务，在工业品制造方面应当大量消费本国农民的产品；只有在这样情况下的工业，对于公共制度的改进，对于一国的文化和自由，才会有良好影响。这样一种健全的工业，实力越是强大，则由上述那类消费中产生出来的工业力量以及坐食租息者与公务人员，就越会被吸引到它自己的身边，公共制度也就越会向符合社会利益的方向改进。

    我们可以作这样一个设想。假定有一个大城市的情况是这样的，这里有着无数的工业者，他们都是独立自主、热爱自由、受过教育的，而且是很富裕的，商人在利害关系上，在地位上，同他们站在一起，地租收入者自己感到不能不博得社会的尊敬，公务人员是受舆论约束的，研究科学与艺术的人们为大众服务，他们也是靠了这一点而生活的，大众的精神和物质资产就在这样一个狭窄地区内结合在一起，而且由于事业进行时的分工法则以及力量的联合，使这类资产结合得更加密切。在这样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假使有任何改进，在公共制度以及社会与经济状况上有任何进步，或者假使有任何退化现象，在公共利益方面有任何损害，就会怎样迅速地为大众所觉察；还有，大众既然集居在一个地点，他们对于共同的目标和规章就会怎样容易地取得一致意见，在这类目的上就会有怎样庞大的资产在当地集中起来；最后，象这样一个进步的、强有力的、爱自由的社会，与国内其他情况相类的社会的关系又会怎样地密切。如果我们对于这一切都加以适当的思考，就不难深信，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农业人口，无论它的总数怎样庞大，对维持和改进公共福利所发生的影响，同城市方面比起来只是极其微细的，而城市全部力量所依靠的（如我们所已经指出的那样）是它的工业以及与工业相辅相依的农业的发展。

    城市对国家的政治和市政有着极大的影响势力，这一点绝不是对乡村居民不利，恰恰相反，后者由此所得的利益是无可计量的。城市所享受到的利益使它们感到，提高农民地位，使他们享有同样的自由、教化和繁荣，是它们的职责所在；因为乡村人民所能享受的这类精神和社会利益的数量越大，他们能够送到城市的粮食和原料的数量也越大，向城市购买工业品的数量也就越大，结果就造成了城市的繁荣。乡村的活动力、文化、自由和良好制度是由城市而未的，城市也只有使乡村人民共享福利，它所享有的自由和良好制度才能获得保证。农业以前所供养的是地主和他们的仆从，现在则在为国家提供捍卫国家自由的最富有独立精神的坚强的保卫者。在土地耕种事业中，现在任何阶级都能改善它的地位。劳动者可以把自己提高成为一个农场主，农场主可以成为地主。工业所创建的资本和运输设备，现在处处使农业获得发展的机会。奴隶制、封建束缚、妨害勤劳和自由的法律和规章都绝迹了。地主所有的那些森林，原来只供行猎之用，现在可以向他提供百倍于以前的收入。有些地主以前从农奴劳动中获得的一些菲薄的产品，只能使他们勉强维持简陋的乡村生活，他们的唯一娱乐是畜养犬马和打猎，对于这类娱乐如有任何干犯，就会使他们感到不愉快，认为是有损地主尊严的一种罪行，现在在自由劳动下产量有了提高，他们的地租收入也有了增长，他们一年中已经有一部分时间可以在城市里作寓公。他们在城市里受到了戏剧和音乐的陶冶，有了观摩艺术和读书的机会，风度变得温文儒雅起来，同那些艺术家、学者们有了接触以后，也懂得了智慧和才能的可贵。他们原来只是一些喜欢打猎的人，现在却变成了优雅人士。在勤劳的社会中人人在争取改进自己的地位，这种情况激起了他们的进取精神。他们这个时候所追逐的是新知识和新思想，已不是深林密菁中的鹿和兔了。他们回到乡村以后，对于中小农场主起了值得仿效的示范作用，他们所获得的是对方的尊敬，不再是对方的诅咒了。

    工业和农业越是向前发展，人类意志就越加不受拘束，就越能使宽容忍让的精神占上风，使真正的道德和宗教势力在内心代替天良的强制。哪里有工业，哪里就会使人们的胸襟宽大，使牧师转变成为人民教师，转变成为学者。民族语言与文学修养，艺术的创造，内政制度的改善，总是与工商业的发展齐头并进的。国家所以能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进行国外贸易，所以能扩大航运业，建立海军，所以能利用剩余人口，在开辟殖民地以后，进一步增进国家的繁荣和力量，都是由于工业的发展。

    一个国家，如果具有充分广大、肥沃的土地，工业和农业有全面的、比较均衡的发展，与一个纯农业国家相比，可以养活一倍或两倍于后者的人口，而且生活水平远远高于后者，这是可以由统计证明的。由此可见，国家建立了工业以后，一切精神力量、政府收入、国防事业的物质和精神手段以及国家独立自主的保证这些方面，都会作等比例的增长。

    现在这个时代，在战争中工艺与机械科学占着极大势力，战事的进行与国家收人情况有着极密切的关系，国防力量的强弱在极大程度上决定于国内民众的是贫还是富，是智还是愚，是充满活力还是意志消沉，是完全矢忠祖国还是部分意存反侧，能够召集的兵士是多还是少——当处于这样的时代，从政治观点来衡量，工业就比以前任何时期更加值得重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