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把他的名著命名为《国家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这位流行学派的创立者在这里所表示的是一种双重观点；国家经济同各个人的私人经济一样，是应当在这种双重观点下来考察的。

    财富的原因与财富本身完全不同。一个人可以据有财富，那就是交换价值；但是他如果没有那份生产力，可以产生大于他所消费的价值，他将越过越穷。一个人也许很穷；但是他如果据有那份生产力，可以产生大于他所消费的有价值产品，他就会富裕起来。

    由此可见，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到多少倍；它不但可以使已有的和已经增加的财富获得保障，而且可以使已经消失的财富获得补偿。个人如此，拿整个国家来说，更加是如此（例如，国家是不能仅仅靠着收租过日子的）。德国过去每一个世纪总要受到疾病、饥荒或内讧、外战的摧残，但是它总能保持住大部分的生产力，因此每次受到打击以后，总是能很快地恢复到一定程度的繁荣。西班牙原来是既富且强，不过是备受**和佰侣势力的折磨的，虽然它的国内环境比较地和平，但是总不能摆脱贫困，而且越陷越深。照耀着西班牙人的还是同一个太阳，他们所据有的还是同样的领土，矿藏还是同样丰富，他们还是与美洲发现以前、与宗教法庭成立以前同样的人民；但是这个国家逐渐丧失了它的生产力，因此日趋贫困。美国在独立战争中丧失了无数资财，但是它赢得了独立以后，生产力有了无限提高，只是由于这个原因，使它在和平以后短短几年之内，就在财富上获得了空前大规模的增长。如果我们把法国在1809年与1839年的情况作一对比，后者的有利情况要胜过前者多少倍！尽管如此，法国在这一过程中却丧失了欧洲大陆很大一个地区的主权，遭到了两次破坏严重的侵略，付出的战费和赔款达数十亿法郎。

    象亚当·斯密具有这样明彻理解力的一个人，说是会完全不理会到财富与财富原因之间的差别以及这类原因对国家状况的莫大影响，那是不可能的。在他那部书的绪言里，他曾明白、剀切地这样说：“劳动是任何国家财富所由产生的泉源，要增加财富，依靠的首先是劳动的生产力，也就是国家所一般使用的劳动的精巧、熟练和鉴别力程度，其次是从事于生产劳动者与不从事于生产劳动者的人数的比例。”由此可见，斯密对于国家状况主要决定于生产力的总和这一点，看得何等清楚。

    但是，使完整的科学端端正正地从个别思想家的脑海里一下子涌现，看来并不是造化的计划。斯密显然完全被重农学派的世界主义观念、“普通自由贸易”和他自己的伟大发现“分工”迷惑住了，所以对于生产力对国家的重要意义这一点不再能有深切体会。不管他著作的其余部分对科学作出了多大贡献，他似乎认为“分工”这个概念是他思想上最卓越的一点。他是打算靠了这一点使他的著作问世以后能哄动一时，使他自己能扬名后世的。

    他是深通世故的，他不会不懂得这个道理，不论哪一个，如果有一粒宝石要出卖，把它埋在一袋小麦里带到市场总不是最好办法，虽然小麦是极有用的；聪明的办法莫过于把这粒宝石摆在最显眼的地方。他是广有阅历的，因此他不会不懂得，一个初出茅庐的演员（他的书出版时，他在政治经济学方面所处地位就是这样），如果在登场第一幕就显一下身手，博一个满堂采，那未后来几幕即使平平而过，也比较地容易获得谅解；他是蓄意要把分工原则作为书中的绪言与读者见面的，斯密的打算没有落空，他那部大作的开宗明义第一章就使他站稳了脚步，成为经济学权威。

    但是在我们方面却深信我们能够证明，正是要把“分工”这一重要发现摆在显著地位的这种热情，妨碍了亚当·斯密，使他不能深入探讨“生产力”的思想内容，使他不能用更完善得多的形式来表达他的学说——虽然“生产力”这个名词在他的绪言里并不是没有露面，以下也常常见到，但只是偶然提及的。虽然他自己曾清楚地看到，也曾明白表示，劳动生产力主要决定于完成劳动时的技巧与鉴别力程度，但是由于他对“分工”概念的过度重视，就显然趋入了歧途，把劳动本身看成是国家财富的”泉源”。我们要问，如果一种现象，它本身就是许多深一层原因的结果，而我们却把这种现象说成是起因，这难道可以认为是科学的推理吗？毫无疑问，一切财富总是由脑力和体力（劳动）得来的，但是并没有理由说是由这一事实就可以得出有用的结论；因为历史告诉我们，曾有许多国家，它们的国民尽管克勤克俭，还是不能免于贫困，有些国家由贫穷落后的地位进入富强，有些则由富裕与幸福的状况沦入贫困，凡是对这样的演变想试究一下原因的，当他听到了劳动造成富强、怠惰造成贫困的道理以后（其实所罗门王在亚当·斯密之前早就提出了这一点），总是不禁要再问一下，劳动的起因是什么，怠惰的起因又是什么呢？

    我们说财富的起因是劳动，说得与事实更近一些，也就是起因于人的头脑和四肢；于是接着就发生了这样一个问题，促使头脑和手足从事生产、从事于这类活动的是什么？我们说，这是对个人有鼓励、激发作用的那种精神力量，是使个人在这方面的努力可以获得成果的社会状况，是个人在努力中能够利用的天然资源；除了这些还有什么呢？当一个人感到必须为未来作准备时，他对于这一点看得越清楚，他的智力和感情对他所起的激励作用就越大，从而促使他要为与他关系最密切的亲人谋未来的安全，提高未来的幸福生活；他如果从少年时起就惯于作远虑，惯于积极活动，他在这方面的习惯越巩固，他的高尚感情就越加发展，身心就越加获得了锻炼；他从小所看到的榜样越好，他利用他的身心力量以改善他周围情况的机会就越大；他的正当活动所受的束搏越少，已往努力的成就越大，所获得的成果越巩固，他的有组织、守纪律的活动就越加能够博得社会的同情和尊敬，他的心情由于偏见、谬论、迷信、无知等而受到的打击也越少；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的身心力量对生产目标将作更大的发挥，将获得更大的成就，对于他已有的劳动成果也将作更加圆满的利用。但是所有上述这些方面，主要还是有赖于个人所处的社会状况的。谈到社会状况，这就是说，科学与艺术是否发达；公共制度与法律对于宗教品质、道德和才智、人身和财产安全、自由和公道这些方面是否能有所促进；国内的物质发展、农工商业这些因素是否受到一视同仁的、相称的培养；国家是否有足够强大的力量，可以保障它的国民在财富和教育方面世世代代发展下去，可以使他们不仅能够充分利用本国的天然资源，而且通过国外贸易和殖民地的占有，还能够把国外的天然资源供他们自己来利用。

    亚当·斯密一般说来，对于这些力量的本质极少认识，甚至不认为维持法律与秩序、培养和促进教育、宗教、科学、艺术的人的精神劳动具有生产性。他的研究只是限于创造物质价值的人类活动。关于这一方面的劳动，他当然也认识到它的生产力是取决于进行劳动时所运用的“技巧与鉴别力”的；但是当他研究到这种技巧与鉴别力的起因时，他只说到分工为止，他用来说明这一点的只是交换、物质资本的增加和市场的扩大这些因素，因此他的论点很快就越来越深地陷入于唯物主义、狭隘观点和利己主义。假使他不是把全部精神贯注在“价值”、“交换价值”那些概念，而同时还能够注意到“生产力”概念，他就会看出，要解释经济现象，除了“价值理论”以外，还必须考虑到一个独立的“生产力理论”。他走错了路，他要从物质环境和状态来解释精神力量，就由于这一点，他奠定了这一学派的种种错误和矛盾的基础（关于这一点我们随后将有所论证），一直相沿至今，政治经济学说所以会使最富于理解力的人望而却步，原因就在这里。斯密学派的教导，除了价值理论并没有什么别的，这不但是由于它的学说处处以“交换价值”这个概念为依据，而且由于它对它的学说所下的定义。据萨依说，这个科学所教导的是，财富或交换价值是怎样生产、分配和消费的。这样说，他所指的那个科学，与生产力的怎样兴起和发展以及怎样受到压迫和摧残这些方面当然没有关系。麦克洛克直截痛快地把这个科学叫作“价值科学”，近来英国作家们则称之为“交换科学”。

    私人经济里的一些例子，是最足以说明生产力理论与价值理论之间的差异的。

    假定有两个家族，家长都是地主，这两位家长每人每年可以积蓄一千泰勒，各有五个儿子。前一个家长将他的积蓄存储生息，叫他的儿子从事于普通力作，而后一个则将积蓄用来培养他的儿子，把其中两个教育成为有技术、有知识的地主，使其余三个各随着他们自己的兴趣学习一种行业；前一个家长是按照价值理论行事的，后一个的行动依据是生产力理论。前者在他临终的时候，单单就交换价值来说，可能比后者要富裕得多，但就生产力来说，情况却完全不同。后者把他的地产分成两份，由于管理方法的改进，结果每一份的产量相等于原来两份的共有产量；而其余的三个儿子由于各有专长，获得了丰富的生活资料。前者的地产将分成五份，每一份的生产方法都一仍旧贯，结果五个部分的总产量比前毫无增益。后一家族在精神力量和才能上获得了巨大的、种种不同的培养和发展，而且一代一代传下去，获致物质财富的力量将有增无已；而前一家族地产愈分愈小，愚昧和贫困情况的演进就势难避免。因此奴隶主由于奴隶的繁殖，他所占有的交换价值有了增加，但后代的生产力却被他所毁灭。所有关于下一代的教养、公道的促进、国家的防卫等等支出都是对于现有价值的消耗，而目的是在于生产力的增长。一国的最大部分消耗，是应该用于后一代的教育，应该用于国家未来生产力的促进和培养的。

    基督教，一夫一妻制，奴隶制与封建领地的取消，王位的继承，印刷、报抵、邮政、货币、计量、历法、鈡表、警察等等事物、制度的发明，自由保有不动产原则的实行，交通工具的采用——这些都是生产力增长的丰富泉源。如果对这个说法有疑问，只要把欧洲各国的情况与亚洲的比一比就可以明白。思想与意识的自由对国家生产力影响很大，要在这方面获得适当估计，只须看一看英国的然后再看一看西班牙的历史。司法公开、陪审制度、国会立法、公众监督行政、地方自治、言论自由、有益目的的结社自由——这些都足以使立宪国国民以及官员获得一定程度的精神力量，这种效果是难以用别的方法取得的。任何法律或公法上的决定，对于国家生产力的增减，或多或少总是有些影响的；说是全无影响，这个情况是难以想象的。

    现代国家在财力、权力、人口以及其他各方面的进展比之古代国家不知要胜过多少倍，如果仅仅把体力劳动作为财富的起因，那么对于这一现象将怎样解释呢？古代国家所使用的人手，与全人口对比，不知比现在要增加多少倍，工作比现在艰苦，各个人所拥有的土地面积比现在的大，然而一般群众吃的、穿的却比不上现在。要对这些现象作出解释，我们势必要提到近一千年以来在科学与艺术、国家与社会制度、智力培养、生产效能这些方面的进步。各国现在的状况是在我们以前许多世代一切发现、发明、改进和努力等等累积的结果。这些就是现代人类的精神资本。对于前人的这些成就怎样加以运用，怎样用自己的心得来加以发扬光大；无论哪一个国家生产力的进退，就决定于对这方面领会的深切程度。每一个国家都应当以它的地下蕴藏、疆土范围、地理位置、人口和政治力量为依据，尽可能完善、均衡地发展它领土范围以内一切的天然资源，并且使它道义上的、智能上的以及商业、政治上的势力扩展到比较落后的国家，特别是关系到世界局势的事务，它应当有所参加；国家生产力的进退，也就决定于对这些方面的努力程度。

    流行经济学派要我们相信，政治和政治力量是不能放在政治经济学里来考虑的。如果我们只是以价值和交换作为研究主题，这个说法也许是对的；我们可以为价值、资本、利润、工资和地租下定义，我们可以把它们分解成元素，从而研究足以影响它们涨落的是些什么，等等，而不必牵涉到国家的政治环境。但是很明显，这些问题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组济，也在同样程度上关系到私人经济。只要考察一下威尼斯、汉撒同盟、葡萄牙、荷兰和英国的历史，就可以看出物质财富与政治力量两者彼此之间存在着怎样的交互影响作用。

    这个学派每逢不得不考虑到这类交互影响作用时，就必然要陷入不可思议的前后矛盾中。亚当·斯密对于英国的航海条例曾作出耸动一时的论断，我们只要在这方面回想一下就够了。

    这个学派只是由于对生产力的性质没有作适当研究，对国家情况不作综合考虑，因此对于农工商业、政治力量和国内财富作等比例发展的重要性，以及国家特有各工业部门取得充分发展时这种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