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及反托拉斯问题应该通过价格理论的透镜来研究。他们运用局部均衡福利经济学方法来判断市场势力和效率间的权衡取舍，力图重新把竞争性产业作为解释相对价格的主导模型。1968年施蒂格勒《产业组织》一书的问世，是这一思想成熟的重要标志。在该书中，斯蒂格勒特别注重判断集中及定价的结果是否提高了效率，而不是像结构主义者那样只看是否损害了竞争。布罗曾也指出，兼并未必反竞争；高利润率并不一定是反竞争定价的结果，而完全可能是高效率的结果。他们进而甚至提出，绩效或行为决定了结构，而不是相反。

    此外，他们还改写了贝恩首创的进入壁垒理论。过去人们认为进入壁垒限制了竞争，因而损害了资源的最优配置（即效率）。进入壁垒的存在一直是反托拉斯当局识别反竞争活动的主要根据。而芝加哥学派则认为，问题的关键是看是否存在人为的进入壁垒。戴姆塞茨于1982年提出了“所有权进入壁垒”概念，指出只要产权存在，壁垒就存在。它不是保护原有厂商，就是保护新进入厂商，因此壁垒的撤除也可能损害原有厂商，而这种损害并非天然是正当的。他认为，问题不在于是否应当有这种保护，而在于应该给哪一方以怎样的保护，这一判断标准只能是看总效率是否提高。由于芝加哥学派极为注重效率标准，人们也称其为“效率学派”。

    芝加哥学派对产业组织的其他理论体系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我们这里要特别提到科斯的名字。他对现代厂商理论的贡献早已有口皆碑。过去，经济学家大多对非标准商业合约抱有疑虑，认为对顾客、营业地域及其他合约的条件上的限制有反竞争倾向。之所以产生这种认识，是基于当时一般相信真正的节约只能由技术因素造成，而它在一个厂商内部就已完全实现了。既然非标准因素不会带来节约，把它引入由市场作媒介册交易就不再增加任何收益，那末一方采用合约来限制另一方的商业活动的做法就当然是反竞争的了。科斯一针见血指出了这种观点的错误，他论证说，各种市场合约的重新优化可以节约交易费用，而那些无法用标准价格理论解释的非标准合约很可能正是起了这种作用，因而增进了效率，它们本身也并不当然是反竞争的。沿着这一思路，威谦森（O．E．Williamson）发展出一整套理论，解释了这些非标准合约以及有关的商业行为，改写了传统的市场行为理论。有人称其为“新产业组织”。

    芝加哥学派的思想对美国反托拉斯活动及政府管制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在里根政府时期，不但有许多芝加哥学派的或赞成其思想的经济学家成为司法部的顾问，而且有的还担任了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司法部反托拉斯局局长或最高上诉法院法官等要职。在这些人影响下，司法部于1982年颁布了新的《兼并准则》。该准则偏重用效率原则来指导反托拉斯诉讼，放宽了判定商业活动反竞争的标准。美国的立法、司法和执法机构对兼并活动采取了本世纪以来最为放任的立场。例如。1982年到1986年间，联邦贸易委员会和最高法院只对上报的7700多个兼并中的56个采取了强制行动。

    在美国，产业组织研究队伍早已多元化，除了以哈佛为代表的传统体系和以芝加哥为代表的反传统体系之外，还有许多研究也取得了为人称道的成就，在此恕不一一赘述。我们不妨参照施马伦西的见解，介绍一下迄今为止产业组织领域所关注的主要问题，以此来勾勒一个总的研究概貌。必须说明的是：以下列出的问题中没有包括反托拉斯和政府管制方面的内容。

    ·厂商是否如同微观理论假定的那样力图使其利润（或更一般地，使业主福利）最大化？

    ·决定厂商和市场边界的因素是什么？对这一问题，威廉森从节约交易费用角度，斯蒂格勒从规模经济角度，鲍莫尔等从范围经济角度作出了各自的回答。

    ·市场（或行业）的定义是什么？迄今这个基本问题尚未能令人满意地得到解决。

    ·市场结构有哪些决定性要素？在这方面，鲍莫尔等人提出的可竞争市场理论已对传统的贝恩四要素说提出了挑战。

    ·还有哪些派生因素决定市场结构？现在人们一般相信规模经济对于形成卖方集中有显著影响，而学习经济（econo－mics of

    learning）和效率差异也是潜在影响因素。

    ·哪些因素决定寡头竞争的程度？经济学家一直认为寡头厂商之间合作（或称合谋）比不合作有利，公开的合作比暗中勾结有利，但是，合谋协定是否可行，或是否稳定，那是大有疑问的。有不少研究大量采用了高深的计量经济学方法。

    ·原有厂商的行为能阻止新竞争者的进入吗？许多研究者对贝恩的经典限价模型提出了质疑。

    ·对各行业的资料进行统计分析能够证实上述各种假说吗？用统计方法检验假说并不是非常成功的，有苦于教训为证。尽管如此，统计分析对检验理论仍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拥有市场势力的厂商将制定怎样的定价结构？价格歧视的福利含义是什么？

    ·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中，产品的质量和品种是如何确定的？是否在任何意义上说其后果都是最优的？许多模型都在非最优商誉假定下得出了市场一般均衡解。

    ·市场决定的广告量是否过多？它们是否增加了进入壁垒？对于这两个问题很难作出一致的回答，因为广告对消费者行为的一般影响尚未完全搞清。研究表明，在这方面，不同行业之间差异很大。

    ·市场绩效未达到理想的竞争性水平事关重大吗？现已知道，对此进行一般均衡分析得出的结论不一，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可能很大，也可能很小，取决许多未知的参数值。

    我国经济学界开始重视产业组织理论是很晚的事。据我们所知，最早介绍到我国的产业组织著作是美国学者谢佩德（William G．ShePherd）的《市场势力与经济福利导论》（易家祥译）。该书于1980年出版，可惜在当时未受到广泛注意；1985年，杨治编著的《产业经济学导论》一书出版。该书虽然不完全是介绍产业组织理论，但在国内的影响很大；以后陆续有新的译著问世。1988年，卢东斌将日人植草益的《产业组织论》介绍到国内；1989年，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了潘振民翻译的斯蒂格勒的《产业组织和政府管制》，现在我们又将这本美国标准教科书奉献给广大读者。该书作者克拉克森和米勒均为美国迈阿密大学法学院的经济学教授。克拉克森生于1942年，1971年获加州大学博士学位；米勒生于1943年，1968年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他俩撰写的这本教科书叙述全面，条理清楚，同时又吸收了大量最近的研究成果，因此，无论对入门者还是研究者来说，都不失为一本有价值的参考书。

    本书由华东化工学院经济发展研究所组织集体翻译。具体分工是：序言、第一、二章由杨龙译；第三、四章由罗靖译；第五、六章由宋峰译；第七、八章由范斌译；第九、十章由黄维德译；第十一、十七章由朱健译；第十二、十三、十四章由张纪康译；第十五章由沈哈耀译；第十六章由施林译；第十八、十九、二十章由胡汝银译。全书由宋承先校订。在翻译过程中，得到了符钢战等同志的大力支持，上海三联书店总编辑陈昕先生和责任编辑周瑶明先生为本书的编辑出版付出了辛勤劳动，在此一并致谢。由于本书是集体翻译的成果，翻译口径及水准可能参差不齐。若有错误之处，恳请读者斧正。

    (杨龙 罗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