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绝对的意义来说，在过去两个世纪里西方国家所经历的非凡的经济增长和自由企业的利益的广泛分配大大减少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贫穷的程度。但是，在部分意义上，贫穷是一个相对的问题，甚至在这些国家里，显然存在着很多人生活于我们中的一些人所认为的这种贫穷之中。

    一个解决途径，而在许多方面还是最理想的途径便是私人慈善事业。值得注意的是：在自由放任主义的全盛时期，即：英国和美国十九世纪之中期和晚期，我们能看到私人慈善机构和组织的急剧增加。政府福利活动扩展的主要代价之一便是私人慈善活动的相应下降。

    人们可能争辩，私人慈善机构是不够的，因为，从其中获得利益的人不是那些向慈善机关捐赠的人——再一次构成一种邻近影响。当我看到贫困，我感到不快；由于它的减少我得到好处；但是，不管是我还是别的人为了减少贫困而支付费用，我都得到相同的好处；因此，我部分地获得了其他人慈善行为的好处。用不同的话来说，我们大家可能都愿意帮助救济贫困，假使其他人也是如此的话。如果没有这种担保，那末，我们可能不愿意捐赠出同样的数量。在小的集体里，公共的压力甚至在私人的慈善事业中也能足以实现上述保证。在逐渐成为我们社会的主要形式的大的非个人集体里，要想做到这一点困难得多。

    假设象我那样，我们接受了这种道理，把它当作为政府采取行动来减少贫穷的理由，这好象在社会中的每个人生活水平之下规定了一个最低限度。现在，仍然留下的问题是规定的高低究竟是多少以及如何去规定它。我看不出决定“高低为多少”的办法，除非根据我们——我的意思指我们大部分人——愿意为此目的而施加于自己的赋税数量。“如何去规定”的问题具有较大的推测的余地。

    有两件事情似乎是清楚的。首先，假使目的是减少贫困，那末，我们应该有一个旨在于帮助贫苦人的方案。我们有各种理由来帮助恰好是一个农民的穷人；帮助的原因不是因为他是农民，而是因为他贫穷。这就是说，该方案的目的应该是帮助作为一般人的人，而不是作为特殊职业集团中的人、或不同年龄的集团中的人、或某种工资率的集团中的人、或劳动组织或行业成员中的人。这是农业方案、一般老年人的救济金、最低工资法、偏袒工会的法律、关税、某种工种或职业领取执照的规定等等似乎无穷尽的事例中的一个缺点。第二，只要有可能，该方案在通过市场发生作用时，应该不妨碍市场正常状态或不阻碍它的正常作用。这是农产品价格支持、最低工资法、关税以及类似事项的一个缺点。

    从纯粹的执行机制的理由上看，应该建设的安排是一种负所得税。按照联邦所得税的规定，我们现在每人收入

    600 美元可以不纳税（加上最低限度10％的统一扣除）。假使一人得到100美元应纳税的收入，即：超过免税和扣除的100美元收入，那末，他得纳税。按照负所得税的建议，假使他的应纳税的收入为负数值的100美元，即：比免税加上扣除的总额少100美元，那末，他得纳付负数值的税，也就是，得到一笔津贴。例如，假使津贴的比例是50％，那末，他将获得50美元。假使他一点也没有收入，并且为了简单化起见，没有扣除额，而税率仍然不变，那末，他将获得

    300

    美元。假使他有扣除，他可能获得的比这个数量还要多。例如，医疗费用，从而，甚至在减去免税额以前，他的收入减去扣除以后是负数。津贴的百分比当然可以是累进的，正象超出免税额的税率那样。以这种方式，可以规定一个任何人的净收入（现在的定义包括津贴在内）都不会低于这一最低限度——在上述简单的例子中是每人

    300

    美元。规定具体的最低限度将取决于社会是否有负担的能力。

    这一安排具有明确的好处。它是专门针对贫穷问题的。它向个人提供最有用的形式的帮助，即：现金。它是一般性的，从而能代替现在已经实施的很多的特殊措施。它明白地表示出社会所负担的费用。它在市场之外发生作用。象任何其他缓和贫穷的措施那样，它减少那些被帮助的人的帮助他们自己的动机，但是，它并没有完全消除那种动机，正象任何对收入津贴到某一固定的最低额的制度一样，额外赚取的一美元收入总是意味着更多的可以使用的款项。

    毫无疑问，会有行政管理问题，但在我看来，这些问题似乎是一种次要的缺点，如果它们能被算作为缺点的话。这个制度能够配合我们目前所得税制度，并能与之连在一起加以管理。目前的税收制度包括大部分得到收入的人，把所有的得到收入的人都包括在其中必然会作为副产品而改善目前所得税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假使它能付诸实施来代替目前指向同一目标的那些乱七八糟的措施，那末，整个行政管理的工作肯定会减轻。

    几个简单的计算结果也表明：这个建议在费用方面远为要小，更不用说它所牵涉到的政府干预的程度少于我们目前所采用的一系列的福利措施。在另外一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