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杂志报导说：从开会的工商业者那里，总统的保证得到了一阵掌声。以我们已经声明的政策而言，我们是处在一个入不敷出的人的地位，而这个人又坚持说；他不可能挣得更多或花费得更少，或者借款，或者从他的资产中取得入不敷出的差额！
由于我们一直不愿意采用任何一种连贯性的政策，我们和我们的贸易伙伴——他们象我们一样作同样的鸵鸟般的声明——被迫使用所有的四个机制。在战后年代的早期，美国储备上升；最近，它们一直在下降。与储备上升这一情况相比，我们更乐意于欢迎通货膨胀。由于黄金外流，从1958年以来，我们的通货收缩的程度要比没有黄金外流时为大。虽然我们没有改变我们的黄金的官价，我们的贸易伙伴们却改变了他们的官价，从而也改变了它们的货币和美元之间的汇率。在造成这些调整时，美国的压力并不是不存在的。最后，我们的贸易伙伴广泛地使用直接控制，而由于是我们而不是他们面临着赤字，我们对国际收支也采取了大范围的直接干预——从减少旅游者能免税带入的外国货的数量——这是细微而有高度象征性的一个步骤——到要求外援开支在美国使用，到要求家属不和海外军人一起生活，到更严格的石油进口的限额。我们也曾不得不降低身分去请求外国政府对加强美国收支平衡采取特殊的措施。
在四个机制中，使用直接控制显然从几乎任何一个观点来看都是最不好的，而且对一个自由社会具有最大的摧毁性。然而由于缺乏任何明确的政策，我们曾逐渐被引入于依赖这种或那种形式的控制。我们公开宣传自由贸易的美德，但是，由于国际收支平衡的无情压力，迫使我们往相反的方向行进，而我们还具有进一步行进的很大的危险。我们可以通过一切可以想象的减少关税的法律。政府可以协商任何次数的关税削减。然而，除非我们采用另一些机制来解决国际收支的赤字，我们不过是用一套贸易的办法来代替另一套办法——实际上，是用一套较坏的来代替一套较好的。关税固然是坏事，而限额和其他直接干预甚至是更坏。象市场价格一样，关税具有非个人的性质，并不牵涉到政府对商业事务的直接干预，限额则很可能要牵涉到分配及其他行政的干预，此外还给与行政官员一笔有价值的权势作为私人利益走后门之用。或许比关税或限额更坏的是在法律之外的安排，例如日本“自愿”限制纺织品的出口的协定。
作为自由市场解决办法的浮动汇率
只有两种机制是与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相一致的。一个是完全自动调节的国际金本位。正如我们在前一章里看到的那样，这既行不通，又不是理想的办法。在任何情况下，我们不能自己单独采用它。另一个是没有政府干预而完全由市场上的私人交易所决定的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这是相当于前一章所主张的货币规章的办法。假使我们不采用它，我们将无法扩展自由贸易的范围，并且迟早会不得不对贸易施加广泛的直接控制。在这个领域，和在其他领域一样，条件能够并且确实出现意料之外的变化。或许就在写作本书的时候（1962年４月），我们能够糊里糊涂地走出困境，并且可能处于具有盈余而不是处于赤字的状态，累积了而不是损失了储备。果然如此的话，这将不过意味着：其他国家会面临着施加控制的必要性。当我在1950年写论文建议浮动汇率的制度时，当时的前提是伴随着所谓“美元短缺”的欧洲在国际收支上的困难处境。这种变化总是可能的。事实上，很难预料这些变化在何时和如何发生正是赞成自由市场的基本论点。我们的问题不是“解决”一个国际收支平衡问题。我们是要通过采用一种机制来解决整个收支平衡问题，而这种机制又能使自由市场的力量对影响国际贸易的条件的变化，提供一个迅速、有效而自动的反应。
虽然自由浮动汇率看来显然是适当的自由市场机制，但是，强烈地支持它的仅仅是一小部分的自由主义者，其中大多数为职业经济学者，而反对它的却是在几乎所有其他领域中否定政府干预和政府决定价格的许多自由主义者。为什么是如此呢？一个理由单纯是沉溺于现状。第二个理由是真正和虚假金本位之间的混淆。在真正的金本位下，不同国家的货币的相互之间的比价几乎是固定不变的，因为，不同的货币只是不同数量黄金的不同名称。我们很容易错误地认为仅仅采用名义上以黄金为基础的形式便能够实现真正金本位的实质——即：采用虚假的金本位，在其中，不同国家的货币比价的固定不变仅仅因为它们是在市场中受到维持的规定价格。第三个理由是每个人的不可避免的倾向，认为其他人应该使用自由市场，而自己则需要特殊的处理。这在汇率上对银行家特别有吸引力。他们喜欢有一个保证不变的价格。此外，他们对市场会出现的应付汇率的波动的办法并不熟悉。专门在外汇的自由市场上从事投机和套汇的公司并不存在。这是强行维持现状的一种方式。例如，在加拿大，处于十年的自由汇率这一不同现状之后，某些银行家站在赞成继续使用自由汇率的前列并且反对维持固定比价，也反对政府对汇率的操纵。
我相信，比这些理由更为重要的是对浮动汇率的经验作出错误的解释，来源于可以用一个典型的例子加以说明的统计学方面的错误。亚利桑那显然是美国患结核病者能进入的最坏的地方，因为亚利桑那结核病患者的死亡率比任何其他州都要高。在这个例子中，荒谬之处是显而易见的。关于外汇率，荒谬之处并不如此明显。当国家由于内部货币处理不当或者由于其他原因而陷入严重的财政困境时，它们最后总是不得不采用可以伸缩的汇率。没有任何程度的外汇控制或直接的贸易限制能使它们把汇率维持在脱离经济现实很远的水平。结果，浮动汇率确实是无疑地与财政和经济的不稳定状态频繁地联系在一起——例如，正象在许多南美国家发生的超级通货膨胀的情况那样，或者是严重的但还不是超级通货膨胀的情况那样。我们正和许多人一样，很容易得出浮动汇率造成了这种不稳定的状态的结论。
赞成浮动汇率并不意味着赞成不稳定的汇率。当我们支持国内的自由价格制度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赞成价格上下剧烈波动的制度。我们所要的是一种制度，在这个制度下，价格可以自由波动，但是决定它们的因素稳定到足够的程度，从而在事实上价格的运动会处于适当的范围之内。这也同样适用于浮动汇率的制度。最后的目标是达到这样一个状态，在其中，价格虽然可以自由变动，但在事实上，汇率却是非常稳定的，因为基本的经济政策和条件是稳定的，汇率的不稳定是根本的经济结构不稳定的征兆。通过行政办法冻结汇率来消除这个征兆并不能治疗根本的困难，而只能更加痛苦地对困难作出调整。
为黄金和外汇的自由市场所需要的政策措施
如果我详细说明我认为美国为了形成一个黄金和外汇的自由市场所应采取的措施，那末，这会有助于以具体的办法表明目前的论述的含义。
１．美国应该宣布：它不再按固定价格买卖黄金。
２．规定个人拥有黄金或买卖黄金是不合法的目前法律应该废止，从而，对按照任何其他商品或包括国家货币在内的金融票据来买卖黄金的价格就会没有限制。
３．规定联邦储备系统必须拥有等于它债务数额的25%的黄金证券的目前法律应该废止。
４．象完全取消小麦价格维持方案一样，在完全取消黄金价格维持方案中的传统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处理政府累积下来的存货。在两种情况中，我个人的观点是：政府应该立即执行上述第一和第二点，从而恢复自由市场，并且最后应该出清它的所有的存货。然而，理想的办法很可能是：政府逐渐地出清它的存货。以小麦而言，在我看来五年似乎是足够长的一段时期，所以我赞成政府在五年的每年中出清掉它存货的五分之一。这样长的时期看来对黄金也同样是相当合适的。因而，我建议政府在五年期间在自由市场上拍卖掉它的黄金存货。有了自由黄金市场，个人很可能会认为黄金的库存收据比真正的黄金更为有用。但是，果然如此，私人企业肯定能提供储存黄金的地方并且发给收据。为什么储藏黄金和发给收据应该是国有化的企业呢？
５．美国也应该宣布；它不会规定美元和其他货币之间的官价汇率；此外，它不会从事于目的在于影响汇率的任何投机或其他活动。汇率会在自由市场里决定。
６．这些措施会和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个成员来规定美元官方平价这一正式职责发生矛盾。然而，基金组织认为：虽然加拿大没有规定它的货币比价，但它并不和基金组织的条文相冲突，从而，批准加拿大的浮动汇率。没有理由认为它对美国不能同样对待。
７．其他国家可能要维持它们自己的货币和美元之间固定比价。这是它们自己的事，而只要我们不去承担按固定价格购买它们的货币的义务，我们没有理由加以反对。只有使用上述一种或多种手段，他们才能成功地维持它们和我们货币之间的比价——减少或增加储备、使他们的国内政策与美国政策相协调、加紧或放松对贸易的直接控制。
排除美国对贸易的限制
类似上面加以概括的制度将彻底地解决国际收支平衡问题。不可能出现赤字，而这些赤字需要高级政府官员恳求外国政府和中央银行的支援，或需要美国总统的行动象一个惶恐的小银行的主人那样，设法恢复对他银行的信心，或迫使宣传自由贸易的政府对进口施加限制，或为了微不足道的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而牺牲重要的国家和个人的利益。支付总是平衡的，因为一种价格——外汇率——会不受约束地造成平衡。谁也不能出售美元，除非他能找到购买它们的人，同样的话也适用于相反的情况。
因此，浮动汇率制度能使我们有效地和直接地走向物品和劳务的完全自由的贸易——除了以严格地政治和军事的理由来进行干预的情况以外；例如，禁止出售战略物资给**的国家。只要我们坚持使用固定汇率的紧身内衣，我们不可能肯定地走向自由贸易。作为一种必要时的安全手段，必须保留使用关税或直接控制的可能性。
浮动汇率制度有附带的好处，它几乎能**裸地揭露出反对自由贸易的最流行的论点中的荒谬之处。该论点为：别处的“低”工资使关税多多少少成为必要的事情来保护这里的“高”工资。日本工人每小时得到
100
日元和美国工人每小时４美元相比是高还是低呢？那完全取决于汇率。什么决定汇率呢？使国际收支平衡的必要，也就是说，使我们能出售给日本人的数量大体上等于他们能出售给我们的数量。
为了简单化起见，设想日本和美国是唯一进行贸易的两个国家，同时设想按照某种汇率，譬如说1000日元换一美元，日本能以比美国便宜的办法生产进入外贸的每一样东西。按照这个汇率，日本能出售给我们很多东西，而我们没有东西可以出售给他们。设想我们用美元纸币支付他们。那些日本出口商将怎么处理这些美元呢？他们不能吃它们，穿它们或住在美元里面。假使他们只是愿意持有它们，那末，印刷工业——印刷美元票据——将会是一项宏伟的出口行业。它的产量会使我们所有人具有生活中美好的东西，几乎完全由日本人免费供应。
但是，日本出口商当然不想持有这些纸币。他们想出售它们换取日元。但是，根据假设，每一美元所能买到的东西全可以用少于1000日元的代价而能购买到，而我们又假设每一美元可以换到1000日元。这对其他日本人来说，也是如此。然而，为什么任何持有日元的人会放弃1000日元来换取一美元，而一美元又要比1000日元买到更少的物品呢？没有人愿意这样做。为了使日本出口商能把他的美元换成日元，他不得不要求少拿几块日元——即：以日元表示的美元价格势必少于1000日元，或以美元表示的日元价格稍多于一美元。但是，按照一美元换
500
日元之比，那末，日本货对美国人来说要比以往贵一倍，而美国货对日本人来说要便宜一半。日本人就不再可能以较廉的价格向美国出售一切的物品。
以美元表示的日元价格最终会停留在哪一水平呢？最终会停留于能保证一切日本出口商所愿意出售的从出口货换来的美元的数量等于进口商愿意购买的用于进口美国货的美元的数量这一水平。在较松散的意义上说，停留于能保证美国出口货的价值（以美元计）等于美国进口货的价值（也以美元计）。仅在松散的意义上是如此，因为，精确的说法应把资本交易、礼品等等考虑在内。但是，这些并不能改变基本的原理。
可以看到，上面的论述并没有提到日本工人或美国工人的生活水平。这些是与题无关的。假使日本工人的生活水平比美国工人为低，那是由于他在既定的训练水平、既定的资本和土地等的数量之下，比美国工人平均说来具有较低的生产能力。譬如说，假使美国工人平均生产能力是日本工人的四倍，那末，用他来生产少于四倍生产能力的任何物品是一种浪费。较好的办法是：生产那些他的生产能力较高的物品，并且用那些物品来换取他生产能力较低的物品。关税并不帮助日本工人提高他的生活水平或保护美国工人的高的生活水平。相反地，它们降低了日本工人的生活水平，并使美国工人的生活水平不能达到它应有的高水平。
假使我们都同意，应该把自由贸易作为目标，我们应该怎样做到这一点呢？我们一向试图采用的方法是与其他国家相互协商，以使减少关税。以我看来，这是错误的办法。首先，它的步调保证是缓慢的。行动最快的人是单独行动的人。第二，它助长了对基本问题的一个错误的观点。它使人们看到，好象关税有利于施加关税的国家，但却对其他国家有害。好象当我们减少关税时，我们放弃了一些好的东西，从而，应该得到其他国家的关税的降低作为某种报酬。事实上，情况是很不相同的。我们的关税有害于我们自己，也有害于其他国家。即使其他国家不这样做，取消我们的关税会使我们受益。假使他们减少他们的关税，我们当然会受益更多。但是，我们得益并不取决于他们减少他们的关税。各自的利益是一致的，而不发生矛盾。
我认为，如果我们单方面走向自由贸易，象十九世纪英国废除谷物法那样，结果会好得多。正象他们所做的那样，我们的政治和经济力量会大大地增加。我们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不应该在减少卢森堡产品关税以前，要求卢森堡采取互利的行动，或者对从香港进口的纺织品施加限额，从而使成千上万的中国难民失业。让我们担负起我们的历史任务，走在前面，而不做一个勉强的追随者。
为了简单化起见，我的论述仅就关税而言，但是，正象早已看到的那样，非关税的限制现在可能构成一个比关税还要严重的对贸易的障碍。二者我们都应该加以消除。一个迅速而又是逐步的方案为：通过立法使不管是我们制订的、还是其他国家“自愿”接受的进口限额或其他数量的限制每年提高20%
，直到它们如此之高，以致成为没有实际意义的东西，从而，可以被放弃掉，同时使所有的关税在今后的十年中减少目前水平的十分之一。
我们还可以采取更好地促进国内外的自由事业的几个措施。我们不应该以经济援助的名义把款项赠送给外国政府——因而促进社会主义——而在同时对他们能生产的产品加以限制——因而妨碍自由企业。我们应该采取一致的和有原则的姿态。我们可以对世界其他地区说：我们相信自由并且企图这样做。谁也不能迫使你取得自由，那是你自己的事。但是，我们能在平等的基础上向你提供完全的合作。我们的市场向你们开放。在这里，你可以出售你能出售和愿意出售的东西，使用售货款来购买你愿意买的东西。以这种方式，个人之间的合作可以遍及全世界而同时又是自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