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H·斯图尔特·休斯对文化界做了观察后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知识分子过时了吗?”H·斯图尔特·休斯是一个有名的反智主义者，为麦卡锡主义所困扰，他相信美国没有为“自由沉思的头脑”留下空间。可争论的问题的范围也就缩小了。更有甚者，正在膨胀的大学和政府机关雇用的是专家和技术人员，而不是批判性的作家和思想家。“我们正生活在一个知识分子活动范围相对缩小的社会和时代。”被“依从”这个“几乎是不可抵挡的压力”所压倒的美国的知识分子面临着一个“难以预测的未来”。

    休斯的声音并不是孤独的。在一些题为《知识分子：衰退萎缩了吗?》或《知识分子的没落》的文章中，许多评论家都发出了同样的声音。小亚瑟·施莱辛格总结道：“1953年的知识分子所面对的是数不胜数的令人感到压抑的大量事实。”对一些观察家来说，不是迫害，也不是漠不关心，而是富裕威胁着知识分子。在约翰·W·奥尔德里奇看来，美国的知识分子从**和欧洲精英文化的幻象中走出来，屈从于“金钱、地位、安稳和权力”。默林·金在《新共和》中谈道，“从经济方面来看，知识分子吃得比过去好了，住得也比过去好了，而且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受到纵容并得到满足了。”

    早在10年前，战争结束之时，《党人评论》就已经提出警告：专家和大学教师正在取代不属于任何机构的独立知识分子。牛顿·阿尔文在1945年宣称，作为“管理革命”的成果，一个新的“美国学院形态”在“各地应运而生”。这新一代人为了“成果”和事务管理而放弃了“广泛的、奇异的、冒险的及人的研究”。因为有了学术领域和相关学术领域，有了委员会和组织，新一代的大学教师正准备把“我们的文学传承建立在一个坚实的、令人信任的基础上”。另一位评论家也表示赞同；过着庸常生活，并按照习惯思维思考问题的大学教师正逐步淘汰自由作家、波西米亚式的文化人以及前卫知识分子。“学院的等级制度……迫使我们警惕那些富于想像力的、富于冒险精神的知识分子”；即使在他们的个人生活中，教授们也不能“有明显的不一致”。

    这些哀叹也许都成了些陈词滥调。知识分子始终被自己所困扰，不断地哀叹他们的无能、堕落，或者是死到临头。对一个怀疑论者来说，对20世纪50年代的知识分子的悲叹仅仅是一个老掉牙的故事中的另一个章节。然而，这种怀疑论也许太相信，或太宁愿相信事物是永恒不变的了。为了避免走极端，怀疑论也必须对自身表示怀疑。

    从一个更大的视角来看，二战后的岁月显示出了在两类知识分子类型之间的一个动荡的时期：在大学教师和专家面前，独立的知识分子和波西米亚式的文化人退却了。当然，知识分子不是突然间为了郊区的家园和设备齐全的办公室而放弃他们的城市里的公寓和简陋的阁楼，但是在50年代，这种趋势加速发展，几乎没有什么人不为之动心。到50年代末，知识分子和大学教授在本质上已经没什么区别了；甚至是一些通俗杂志都满是高谈阔论，这些杂志一度在校园外也能看到。《党人评论》本身，作为不恭敬的纽约知识分子的象征，最后也落人大学教师的手中，它的编辑大部分都是英文教授。

    20世纪50年代的作家明显地感觉到下一代人感觉不到的东西，即他们生活的重新构建。当艾尔弗雷德·卡津回忆起他在纽约公共图书馆的阅览室里的那几年时，他这样说，“过去我就是我自己的研究员，一个完全不依附于任何组织的自由作家和一个在大萧条中期自学成才的、偶尔去夜校讲课的教师……”对于在60年代以及60年代以后成年的知识分子来说，大学以外的生活甚至都没留下什么记忆。然而，像菲利普·莱福、艾尔弗雷德·卡津以及欧文·豪这样的知识分子是在做了几年的自由作家和编辑以后才成为教授的。

    其他人，像路易斯·芒福德、埃德蒙·威尔逊、高尔·维达尔或德怀特·麦克唐纳从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变迁。而所有的人都意识到由自由撰稿人变为教授的过程及其后果。马尔科姆·考利回想起，在20世纪初教学和写作是“分离的两个世界”；但是，今天作家的角色再也不是“独立的手艺人”，而是教授，政府或编辑部的高收入雇员。

    变化的迹象似乎随处可见；大学和全国性刊物急需雇用知识分子：卢斯出版集团或《纽约人》都会给德怀特·麦克唐纳、艾尔弗雷德·卡津、埃德蒙·威尔逊、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诺曼·波德霍雷茨、丹尼尔·贝尔还有其他许多人发去邀请。一些大的出版社为青年作家和前卫作家创办了“小”杂志。袖珍本书籍出版社创办了《发现》；阿尔文出版社创办了《新声》，双日出版社创办了《新作家》，而发行了米基·斯皮兰著作平装本的美国新图书馆出版社创办了最成功的系列刊物《新世界写作》。其中的一期讨论的是“琼—路易斯”的《垮掉的一代的爵士乐》，这是克鲁亚克未出版的《在路上》的一个摘要。

    对于芝加哥的一个散文家伊萨克·罗森费尔德(1918—1956)来说，这些发展表明了贫困和抗议的知识分子生活已经属于过去。“作家很少像过去那样站出来抗议这个世界，而当他站出来的时候，他可能正在故作姿态，这是危险的。”即使收容了贫穷的作家和艺术家的波西米亚群落也有了革新迹象。“小阁楼仍然存在，但是租金上涨了。”

    然而，怀旧不能歪曲历史。如果一些知识分子相信新的形势暗含着堕落，那么，大多数人则认为它意味着进步。像特里林、里斯曼和贝尔这样的批评家——这名单可以轻易地扩大——称赞并接受了这新的现实。莱昂内尔·特里林在1953年有关知识分子的一次讨论中说道“在许多文明世界都出现过这么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财富在某种程度上屈从于头脑和想象……屈从于趣味和敏感”。

    他宣布了一则好消息：“在美国，这种屈从现象一度是看得见的。”经济的繁荣削弱了众所周知的美国知识分子的疏离，这些知识分子现在“趋附于上层社会”。即使是过去受到嘲弄，收入很低的教授现在也获得了新的地位和丰厚的薪水，这使得教育事业对那些曾经对此抱以蔑视的人又具有了吸引力。现在选择了大学教师生活的特里林教授得意洋洋地说，“一个人不能不被富裕学生的人数打动。”

    特里林的评论《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文化》(1952)，以略微不同的形式出现在被大量引证的《党人评论》专题论集中，其中许多知识分子为他们新的地位而欢呼。这本专题论集的编辑表明仅仅在10年以前，知识分子还时常痛斥美国社会的庸俗和空虚。“然而，从那时起，这种趋势已经发生了转向，现在许多作家和知识分子感觉更接近他们的国家和文化了。”他们尖锐地指出“不管好坏，大多数作家不再认为疏离是美国艺术家的命运；相反，他们很想成为美国生活的一个部分。越来越多的作家已经不再把自己视为反叛者和流亡者”。

    一些辩护者，包括菲利普·莱福和诺曼·梅勒在内都不同意这种观点。莱福对“波西米亚的文化人或无产阶级”的流逝进行了反思，它是战后繁荣的结果，这“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促使知识分子融入这个国家的体制生活”。对莱福来说，知识分子现在是从内部审视美国社会的。“我们正目睹了这样一个过程，它可能被很恰当地描述为美国知识分子圈层的市侩化过程。”

    然而，持异议者毕竟是极少数。大卫·里斯曼评论说，知识分子“已经来到了，他们值得重视”，像特里林一样，他欣喜地提出富裕珍藏着文化。“知识分子以前的敌人有许多来自上层社会”——律师、医生、行政官员——现在都“从事”文化。然而，太多的知识分子仍然固着在欧洲模式上，他们相信自己的地位更有赖于“一个正在扩大的敌对面的圈子而不是正在扩大的支持者的圈子”。马克斯·勒纳把他的自传当作一个“展览”拿出来。他那时正在致力于美国文明的研究，这一研究早在10年前他自己本应该判断为“伤感的、从众的、甚至是沙文主义的”。但是，时代变了，而且他对美国的“长期压抑着的”爱最终被“释放”出来了。”

    50年代的知识分子受到了重视，他们也应该受到重视，原因有几个。作为最后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在广阔的文化天空中隐约出现。他们从外部审视文化生活的专业化，这是他们的后辈无能为力的；而且，或许是因为他们原本是自由作家，他们的写作通常出类拔萃。他们是为了让读者阅读而写的。许多人在文学和政治方面继续起到积极的作用。几十年来他们主导了知识界的景观。

    另外，他们主要地界定了一种文化政治，这种文化政治不仅相对完好地保存下来，而且在近期还统治了美国的文学。人们常常会忘记20世纪80年代的“新保守主义”由同样的陈述者对50年代保守主义的一次重新陈述。“到现在为止，‘新保守主义’成了老生常谈。”这种陈述——30年前所作的——表明整个战后的年代，保守一直持续不断。可以肯定的是，保守主义过去是，某种程度上，现在也是“自由派的”；它的创建者通常是以前的不断推进改革的激进分子。而且，纯粹的保守主义在美国从不是根深蒂固的——这是特里林在他的《自由想象》中的一个论点。然而，自二战以来，这种自由的保守主义就形成了美国的文化。

    50年代的知识分子在整个80年代的出场和成功并不仅仅是取决于他们的才华。在60年代衰退以后，50年代的一些现实，尤其是冷战思潮和**产主义，在原来的文化脚本和模式中又得到了复兴并激发了兴趣。他们的出场和成功还取决于其他一些因素。年轻的知识分子几乎没有什么人起来向老一代文化卫士挑战。最后一代知识分子的出现表明新的公共思想家的缺席。没有什么能与之较量，50年代的知识分子的工作可能比当时的实际状况和现在的状况给人们留下更深刻的印象。对青年知识分子的毫不宽容的研究一定对老一代知识分子同样无情。

    即使是对这些老一代人的粗略的调查也表明，他们并不是知识分子的随意组合。相反，在50年代，纽约人和犹太人占领着文化高地，并经常界定术语和划定争论范围。有关近来美国知识分子的研究必须对纽约和犹太知识分子作出的贡献进行评定。这些研究特别强调知识分子的来源，他们是信仰马克思主义、名声显赫而多才多艺的纽约知识分子。然而，新近的细读研究某种程度上更正了常识性的认识。纽约和犹太知识分子的才能和活力是所向披靡的。然而，回忆一下，他们的激进主义似乎是动摇的。他们的成就虽然不小，但还达不到人们期望的程度。

    二

    哥伦比亚大学对20世纪50年代的知识分子的生活提供了一种清晰的认识。在哥伦比亚的三个同事，文学批评家莱昂内尔·特里林、历史学家里查德·霍夫斯塔特和社会学家C·怀特·米尔斯囊括了从犹太人到非犹太人、从右派到左派的整个知识分子谱系。正是米尔斯对特里林有关知识分子的系统表述提出强烈的反对；也正是霍夫斯塔特指出了一条中间道路。然而，他们之间的分歧并不能遮蔽他们的共同之处：他们都更多地把自己视为面对公众并论说公众问题的知识分子而不只是教授；而且他们都寻找并发现了一个更大的受众群。”这一点不应忘记。

    特里林在哪儿称赞文化的进步，米尔斯就在哪儿哀叹文化的衰落，哀叹政治话语沦为口号和牙膏广告。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读牛仔故事，而决定性的政府决策是由一无所知的专家所作的。1955年米尔斯反驳道，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尖锐的反对意见听不到了，知识分子都拥有一种“新的、保守的绅士气派”。他们不是指责平庸和没有思想，而是欣赏他们新的社会地位；不是充当“社会的道德良知”，而是把繁荣和正在发展的文化混为一谈。米尔斯把特里林称为众多屈从于这种混乱的知识分子中的一员。

    米尔斯的言论使特里林不满，他起而反驳，发表了一系列的评论并以与米尔斯私人关系的破裂而告终。特里林解释说，他只是在揭示知识分子的新的社会地位，而不是在赞美它。“我只是试图使人们注意到形势要求广大人民接受知识熏陶……所有这些人……都感受到了思想的傲慢……一种文化的革命已经发生了……这场革命带来了许多修正和改进的可能。”

    坚强不屈的米尔斯回答说，特里林混淆人文知识分子和明显走红的政策专家之间的本质区别。谈到美国文明从属于“精神、趣味和敏感”就离题太远了。特里林本应该强调专家和顾问的统治，而这却不是“你的文章的主旨”。

    在话语特征和气质方面，米尔斯属于和特里林(还有霍夫斯塔特)不同的另一个世界。从战争结束到离开人世，他一直指责那些为了薪水和地位出卖伦理道德和想像力的知识分子。“美国的知识分子，”他在1944年写道，“正因为人类面临着势不可挡的失败而悸动不安，”这是一种他们通过“紧张工作和自我欺骗”来掩盖的形势。

    米尔斯的《白领》(1951)继续鞭挞教授和知识分子。“才华横溢、精力充沛、富于想象的人们”没有被拉到大学里去。大学也没有“助长独立的精神，就更不必说创造出什么独立的思想了”。教授是“三六九等中处于底层的一员，因为其中产阶级环境和将思想生活从社会生活中疏离开来的做法，教授几乎完全成了一个封闭体……平庸的人制定自己的法则，确立自己的成功偶像”。知识分子中更大一部分人情况并不及这些教授；他们为了行政和个人的成功抛弃了政治。“知识分子丧失意志，甚至丧失思想”，这并不仅仅是因为“政治上的失败和激进党派内部的堕落”。他们已经接受了他们在国家或媒介科层化机构中的职位，尽管有时他们也为此而感到悲哀。”

    米尔斯在向霍夫斯塔特征求对《白领》的看法时，发现他的这些攻击性的宣传激怒了霍夫斯塔特。霍夫斯塔特写信给米尔斯谈道，“你过分地憎恨白领阶层了，完全是太过分了，也许你是用某种偏激的方式来看待他们的……假如情况果然像你所说的那么糟——我是表示怀疑的——那么用一本书来进行分析和力求坦诚地表达自己的感情时，为什么就不能给一点怜悯和温情呢?”“你过分地憎恨白领阶层”的评价伤了他与米尔斯之间的和气，这个评价要求他对白领工人、教授和知识分子做出更为明智和审慎的评价。

    里查德·霍夫斯塔特(1916-1970)，在50年代的争论结束时做出了适当的贡献，他是一个勤奋的、有思想的历史学家；他因《改革时代》(1955)和《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1963)两次获得普利策奖。他所做的大量的工作都是对朴素的自由主义的挑战。他在最后一批著作的其中一部中解释道，“我们当中那些在大萧条时期和二战时期成长起来的人，再也不能和那些充分享受美国自由主义的进步作家抱有同样单纯的信念。我们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更为复杂和恐怖的世界里。”

    霍夫斯塔特和米尔斯同龄，出生在纽约布法罗，在1937年搬到纽约市并和纽约知识分子有关联之前，他在布法罗大学主攻历史和哲学。他的好朋友艾尔弗雷德·卡津回想起在他的“第一个”纽约公寓拜访他的情景。“他看上去好极了，生气勃勃、强健有力，具有来自布法罗大学的学生那种明显的口音。”霍夫斯塔特和他的妻子菲利斯·斯瓦多斯一起加入了**。根据最近一项报告，这表明他的“对麦卡锡主义的谨慎的反应”。随着进一步对劳工阶级以及苏维埃联邦祛魅，霍夫斯塔特和其他的纽约左派重新审视了美国社会中知识分子的地位。

    他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总结了以往对知识分子的讨论，认真地在接受和反对之间选出一条道路。他的书是一本“个人的书”，是对"20世纪50年代政治和思想状况”的回应。麦卡锡主义和艾森豪威尔在1952年彻底击败阿德莱·斯蒂文森，使美国社会特有的反智主义得以恢复。霍夫斯塔特写道，重新审视的时机成熟了，因为约翰·肯尼迪的总统权位正在埋葬反智主义。“假如说在麦卡锡主义甚至在艾森豪威尔当局中存在公共生活中的知识分子遭遇令人恐怖的末日的可能性的话，那么，如今华盛顿对哈佛大学的教授和前罗兹奖学金获得者再次变得如此友好，表明这已不再可能了。”

    这本书的结尾对当前的争论作了一番总结性的论述。“20年的令人幻灭的经验”明确而有力地指出了“老一代的知识分子”对疏离的错误崇拜思想，这种疏离曾经是道德和政治上的律令。然而，霍夫斯塔特在60年代早期写作的时候观察到由“正在兴起的一代”那些持异议的作家带来的“对疏离的老承诺”的复兴。“当迫切需要……知识分子作为民族自我批判的独立资源时，美国吸纳了知识分子，”持异议者对这一事实做出了回应，他们“有充足的理由”指出，美国比以往任何时期都需要富有生气的批评家。

    霍夫斯塔特对欧文·豪在10年前写的一篇题为《从众的时代》(1954)的文章进行了鞭笞，这篇文章可能是20世纪50年代对独立的知识分子的经典陈述。霍夫斯塔特把它称为“左派知识分子的宣言”。像米尔斯一样，豪也反对特里林对知识分子的新的威望和尊严的称赞。豪认为“波西米亚生活方式的瓦解”加速了知识分子的依从性，他说，“在青年作家曾经共同面对世界之处，现在他们沉沦于郊区、乡村别墅和大学城。”大学“吸收”知识分子意味着“他们不仅失去了传统的反叛性，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不再发挥知识分子的职能”。

    豪强调陈述了以下事例：

    大学仍保证自由的意识形态，而且许多教授努力地并真诚地靠这种意识形态生存。假如知识分子不能离开工作和亲戚而独立生存，那么学院通常是他们最适宜去的地方。但是，任何一个能真切地感受到文化生活一直和可能仍是什么的人，都不可能接受学院是有才之士天然家园的观念。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豪自己也被置于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之间：独立的知识分子和教授。他在自传中解释道，“到了50年代初，在纽约开始有了这么一种说法：找到这样一种工作或许是有可能的——我知道没有人把它看作是一项事业——那就是在大学教书。”尽管他们没有高级的学位，也没有大学的奖学金，豪以及其他的文学人土都被正在扩张的大学恳请去教书。布兰代斯大学提供给豪的职位是难以被拒绝的，豪对许多50年代的知识分子的生涯作了一番分类——因为它意味着“一个稳定的工作”，而且也意味着摆脱“我为《时代》作的那些令人厌倦的评论”。

    在他的书中，霍夫斯塔特十分高兴地把豪称为教授，因为到了1963年，这位独立的批评家已经成为他早已警告过的画地为牢的教授。“霍夫斯塔特并不与像豪这样的“疏离的预言家”为伍，这些持异议者用“最大可能的否定主义”来衡量知识分子的美德。他们相信知识分子的责任不是“对社会进行启蒙，而是提出批判社会的主张”。

    持异议者被迫变得“声音尖锐”——或更糟；霍夫斯塔特用了像“道德虚无主义”、“浪漫的无政府主义”、“青春期的反叛”这类术语来影射诺曼·梅勒以及垮掉的一代。他嘲笑这样的信念，即认为创造性需要波西米亚群落，或认为“被认可的机构”损害了有识之士。把知识分子加人现存机构指控为背叛，这曲解了知识分子和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

    在成功的诱惑和崇尚孤独之间，存在着的是一种“个人的选择”。霍夫斯塔特提出这样的告诫：知识分子应该既不成为“仅仅和权力相关的专家”，也不要成为“情愿疏离”的批评家，这些批评家“更为关心的是保持他们自身的纯洁感，而不是使他们的思想观点产生效用”。霍夫斯塔特在他的书的结尾里，礼节性地称赞了因“自由的社会”而成为可能的“知识分子生活的多样性”。他只是担心，“思想单一的人”有可能统治未来。

    霍夫斯塔特的结论有一种负责的、审慎的语调：权力的仆人和疏离的预言家同样威胁到多元论的共和党的利益。然而，简单地折中调和有时会产生误导。霍夫斯塔特不是一个有着简单信念的简单的人。假如他是一个像卡津在《纽约犹太人》中所说的“隐蔽的保守分子”，那么他也是一个暗藏的激进分子。甚至在他和米尔斯的关系恶化以后，他仍然审慎地表示了对米尔斯的立场和努力的认可。

    霍夫斯塔特对《权力精英》(1956)，也就是米尔斯对美国社会权力的集中所作的道德的和政治的控诉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但他补充道，米尔斯是自凡勃伦以来的第一个直率的社会学家。霍夫斯塔特在这篇未发表的评论中写道，“勇敢地试图在这危险和自满的时代以一种明显的反叛的立场面对社会的重大问题，一个美国大学教师所持的这种观点本身就是值得注意和尊重的。”

    然而，霍夫斯塔特公开地站在特里林的热情和米尔斯的无情之间。特里林着迷于自由的权利，很容易被美国社会接受，有时是反讽地接受。米尔斯担当美国社会反叛的角色，是一个不守规矩的局外人；而霍夫斯塔特巧妙地占据他们之间的中间位置，带有批判性，但又不是怨天尤人。克里斯托弗·拉什对霍夫斯塔特的《对哥伦比亚大学的信念》和他《对史学职业的最高信任》发表了评论。”这三位哥伦比亚的同仁在他们的选择和命运方面几乎是20世纪50年代知识分子的缩影。

    这里有关于激进主义和犹太及非犹太的知识分子的什么教训吗?特里林，哥伦比亚大学英语系的第一个犹太人，总是为他的好运感到惊讶，并得意洋洋，他始终是一个有责任感的教授。米尔斯，一个揭丑的人、一个道德主义者、一个纽约知识分子生活的局外人，甚至在哥伦比亚大学也和他们保持距离；他曾经自称“局外人，不仅是地区上的，而且是一个十足的骨子里的局外人”，他补充道，“我的得克萨斯祖父和我的这种局外身份也有关系。”霍夫斯塔特居特里林和米尔斯中间，是一个“半”犹太人，他坚持一种兼顾了特里林和米尔斯两者的批判自由主义。卡津记得他那副十足的学院气派。但“他很快就讲一些犹太人的笑话、关于犹太人的笑话，装扮成犹太人。”霍夫斯塔特“在许多事上都是隐密的，奇特地介于他说意地绪语的波兰父亲和已故的路德教信徒母亲的影响之间”。

    三

    在描绘文化生活的时候，通常很少有独创性的思想家能令人信服地记录下时代精神。诺曼·波德霍雷茨在他的发展和政治活动中代表了纽约的犹太知识分子的轨迹。像其他人一样，他首先是一个政论学家——一个记者、书评家和文笔优美、驾轻就熟的散文家。他确立了一种声音和存在。从他的第一本书《建构与毁灭》的封底可以看出，青年波德霍雷茨注视着远方，领带松散着，眼睛眯着，嘴上叼着烟，他是一个值得重视的人。他被描述为“我们这个时代最有才华的青年批评家”。

    最初，他也对他一度没有注意到的保守主义作了清楚的说明。1957年，27岁的波德霍雷茨竭力劝诱人们过一种与革命和波西米亚相对抗的成熟的生活。他声称“总体上”，战后的美国“为知识分子提供了一种不错的环境”。这种形势要求知识分子有一个新的面貌，因为“由对革命理想的信仰和在格林威治村公寓的承诺所体现出的‘疏离’的老作风”，有点20世纪30年代的意味。20世纪50年代召唤着一种“新的‘成熟’的风格”，这就假定“真正的生存冒险并不是在激进政治和波西米亚群落中发现的，而是在个人的‘道德生活’中发现的……是在成人的社会发现的”。

    对于波德霍雷茨来说，他的一个“计谋”是“不要像一个心浮气躁的少年一样对生活吹毛求疵”，而要尽可能快地过成年人的生活。这不是“从众”，而是意识到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是有可能找到生活的“最佳和最深邃的可能性”的。

    25年后，经过反对资产阶级社会，或者至少是越南战争(一个他不再记起的事实)这么一个短暂迂回后以后，“波德霍雷茨重复了他过去的才智。用与几十年前几乎同样的词语——尽管多了一点歇斯底里——他在他的传记《打破等级》的后记中忠告他的儿子，激进主义造成了“在一个成年人的社会里拒绝……担当责任”。这是“轻蔑地拒斥美国及其中产阶级的任何事物”。当然，波德霍雷茨在那些岁月中也已经学到了一些东西。他警告其子注意一场“精神瘟疫”，这场瘟疫经过民族的血脉，攻击“整个人类的命脉，即阻止男人做父亲，阻止女人做母亲”。他对儿子说，成为一个成年人就是做父亲。“没什么比男人拒绝成为父亲，或做父亲，或者女人拒绝成为母亲，或做母亲更重要的责任了。”

    波德霍雷茨个人体现了一种保守主义——或者是一种新保守主义，或者是一种自由的保守主义——在战后的几十年里的持续。当然，他并不代表纽约的犹太知识分子，但也很难说他是一个孤立的或罕见的个案。然而，根据通常的解释，犹太人作为政治上的激进分子，在文化和社会生活方面是“被过分地再现了”；一个贫困的移民族类有着巨大的自豪感和对文化的热爱，他们自然反叛歧视和不公正。

    在一本有关犹太人的激进主义的书的开头这样写到，“犹太人在20世纪对美国的左派所做的贡献，在所有的移民或少数民族中是首屈一指的……美国的犹太人为社会主义的组织和运动提供了很多的领导人、活动家和支持者，其占人口中的比例有时达到或超过了主要族裔。”另一项研究表明犹太人的优势一直延续到新左派，特别是在其早期阶段：占美国人口3％的犹太人，构成了新左派成员及其领导人的大多数。”

    这些看来是千真万确的。然而，熟悉这种说法不利于冷静而公平地评价这一说法对纽约知识分子的公正性。对许多纽约的和非纽约的知识分子事业的总体观察，并不会对此做出单调浅薄的驳斥，而是对它进行了极大的修正。一项有关美国保守主义的研究表明，“仅在1972年，奈森·格莱泽、锡德尼·胡克、路易斯·福伊尔和西摩·马丁·里普塞特的名字就出现在(保守主义的)《国家评论》上。这些人都有些什么共同之处呢?他们中任何一个人先前都没有被认为是一个保守分子。他们都是犹太人。其中三个(格莱泽、福伊尔和里普塞特)早在60年代就呆在伯克利(学生革命的发源地)……也许最有趣的是他们所有的人一度都是‘激进派’。”

    假如说犹太知识分子曾大量地趋向激进主义，那么他们也迅速撤退了。到50年代，不仅是格莱泽、胡克、福伊尔和里普塞特，而且欧文·克里斯托尔、莱昂内尔·特里林、丹尼尔·贝尔、莱斯利·菲德勒，还有其他许多人都为了前途暗淡、毫无价值的事业而放弃了过去的红色岁月。相比而言，非犹太的(及通常非纽约的)知识分子似乎更愿意或更有能力在他们的事业中保持激进主义。

    这类概括很容易受到一系列反对的质疑。要列举出很快抛弃其激进主义的非犹太人并不困难，而且，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对最有力的政治运动和社会现实作出了反应：这并不是某种族裔特征，而是历史事件把知识分子从早期的堡垒中赶了出来。欧文·豪强调了对**的幻灭感、麦卡锡主义的冲击，以及战后年代的繁荣——加上简单的成熟——来解释犹太知识分子的不断发展的保守主义。这一点是不容否定的。

    然而，标示出较大潮流时，不应该忽视那些较小的旋涡，因为正是这些旋涡对少数美国激进分子的生存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而这些小的旋涡似乎被染上少数民族或宗教色彩。再者，这是一个微妙的、含混的问题，当然，也是一个没有理由回避的问题。

    长期的观察不是表明有多少，而是表明相对于非犹太人，犹太知识分子中保持激进和持有异议的人少到什么程度。这可以在几对有犹太血统的和非犹太人的知识分子身上发现：莱昂内尔·特里林(1905—1975)和德怀特·麦克唐纳(1906—1982)；丹尼尔·贝尔(1919—)和C·怀特·米尔斯(1916—1962)；诺曼·波德霍雷茨(1930—)和麦克尔·哈林顿(1928—)。其他的非犹太人也可以加进来：埃德蒙·威尔逊、高尔·维达尔、保罗·斯威齐、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克里斯托弗·拉什。但是，始终致力于以激进的视角看问题的犹太公共知识分子的名单看来是短一些。

    60年代的情景是：路伊斯·福伊尔，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名教授，曾经也是一个社会学家，在伯克利校园的抗议中看到了文明的没落。他把学生运动描述成“道德堕落”的一块磁铁，学生运动提倡“各种各样的麻醉剂、性变态、学院卡斯特罗主义”。福伊尔从没有从惊恐之中恢复过来。在对岸的三个学生，一个拿着一听啤酒，在斥责召开于纽约大学的教职员大会以后受到热烈称赞。被诽谤中伤的锡德尼·胡克曾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把这一事件称为“一生中最让我震惊的经历”。同时，远离商业区的德怀特·麦克唐纳徘徊于哥伦比亚大学并得出如下结论：学生骚乱是对不可容忍的形势的正当的回应。“他和他的妻子与许多学生激进分子交上了朋友。

    四

    纽约的犹太知识分子指责早期激进主义，而另一方面，非犹太知识分子则给予同情，这是典型的情况吗?犹太知识分子朝拜激进主义，而更多的非犹太知识分子却身处逆境，这是可能的吗?一个强大而坚实的美国背景长期以来比许多犹太人共通的移民历史提供了更多的生活保障，这是可能的吗?

    通常的看法是，与基督教文明的疏离促使犹太人进行改革和革命。然而，这一看法可以颠倒过来，或者至少重新考虑一下：个人的疏离并不导致鲁莽的激进主义。表达了分隔之苦的焦虑也是对统一的渴望——或统一的替代物：被承认和被接受的渴望。仅仅建立在疏离基础上的社会批评也破坏了疏离。

    犹太人的和移民的生活的经济现实，大大有助于解释犹太人为什么无力得到通常意义上的成功——金钱和被承认。那些过多地进行体力劳动的人希望他们的儿女靠头脑做得更好。欧文·豪回忆道，“我于1936年进了纽约市立学院，人们都认为像我这样一个犹太孩子就该上大学。当移民社会的主要信条是‘我儿子不应该在商店打工’时，还能有什么别的可能吗?那是一切愿望和才智的开始和终结。”而且，对犹太知识分子来说，要完成大学学业或者在大学谋一教职是特别让人高兴的；按照基督教的说法，这通常表明他们是家族中最出色的人。

    经济剥夺和文化疏离通常导致认同及过分地认同主流文化，这并不是非得用弗洛伊德的蹩脚理论来解释的。”来自说意第绪语家庭的犹太知识分子——特里林、菲德勒、豪、卡津——通常热爱美国文学和英国文学。这个现象是我们熟悉的，但它与美国知识分子的相关性却没有被注意到。“外国人”——犹太知识分子——守护着他的新文化家园，有时为了得到承认和赞同，他们迅速调动进行批判的聪明才智。没有类似的文化疏离问题的本国人却避开主流文化，常常还转向外国的资源。当特里林沉浸在美国文学和英国文学中时，威尔逊却在学俄语。锡德尼·胡克坚持研究约翰·杜威，而C·怀特·米尔斯却徘徊于德国新马克思主义的丛林里。

    强大而坚实的美国背景允许了——显然不是强迫——一种能使激进主义长期存在的距离，这可能吗?对非法和迫害的忧虑没有困扰美国知识分子吗?他们有时更为富有的和贵族的背景给他们提供了更好的立足点了吗?较多的原则和较少的烦恼激发了非犹太知识分子的激进主义了吗?当米尔斯、威尔逊、维达尔或加尔布雷思的得克萨斯州的、清教徒的或苏格兰的身份导致了一种更能抵制经济上的和社会上的优越性的坚定的激进主义时，满是焦虑的激进主义偷偷滑向保守主义了吗?

    特里林和米尔斯体现了犹太和非犹太知识分子之间的对比。特里林代表了有着激进历史的、成功的、谦和的犹太教授；米尔斯却代表对折中调和持怀疑态度的美国叛逆者。特里林的说意地绪语的父母亲(他的父亲是一个裁缝和不成功的毛皮商)鼓励他学习；他被认为必定会上大学，像其他犹太知识分子一样，他一生致力于英国文学。他的才能得到了回报：特里林成为哥伦比亚大学的一名大学生，在英语系他是第一个得到终生教职的犹太人。

    有关特里林的一切，从他的名字到他的品行，都意味着成功地顺应了英美文化。正如他妻子后来写道的，“在形象和姓名上”特里林都让寻找其第一个犹太人成员的英语系“赢了一把”。“如果他的名字是他外祖父的名字，伊斯雷尔·科恩，那么他是否能进哥伦比亚大学的英语系就很值得怀疑了。”作为一个娴熟、明智而审慎的人文主义和文学批评家，特里林获得了大学教授的职位、大量的奖品、各种荣誉称号以及国家的承认。对于被夹在左派、通常是少数民族的历史和冷战的繁荣之间的知识分子来说，特里林重重地敲响了右派的声音；他为“使非政治化的知识分子顺应其自身及社会地位”做出了贡献。

    另一方面，在他的一些老相识看来，特里林已经走得太远了；艾尔弗雷德·卡津对他“敏锐的顺应感”，无力、抽象的论文中，对像“几乎不”、“调适”、“我们受教育的阶层”这些词的嗜好不敢恭维。“相对于特里林，我总是‘过于犹太化了’，过于强调我的社会较低层的经历。而他总使自己免于他过去的经历的烦扰。”

    和特里林相比，米尔斯所表现出来的不同之处是有启发意义的。米尔斯是也是来自一个经济背景一般的家庭：他父亲是一个得克萨斯州的沃克的保险推销员，母亲是一个家庭主妇。其他的情况都和特里林不同：米尔斯不追求大学教师的职业和前途，也没有被鼓励成为学者；他进了得克萨斯农业和机械学院，成了一名工程师。当他转到得克萨斯大学后，他偶尔接触到了哲学和社会学。直到他生前的最后几年，他都仍然对学院生活保持怀疑，不相信他常常蔑视的职业常规。不像特里林，他尽管珍视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职位，但他并不是那么高兴地安于这个职位；他的同事发现他观点尖锐，不好相处。

    对于一个出生于移民家庭的人来说，大学的前途——地位、薪水和安稳——这些都体现了真正的优势。这里，在一个美国人和一个移民的经历之间存在着至关重要的区别。米尔斯回想起过去的家庭——他的祖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