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知识分子在哪里?”编年史家哈罗德·斯特恩斯(1891—1943)在他1921年的著作《美国和青年知识分子》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他发现当时的知识分子正纷纷逃往欧洲，他对这一行为表示支持，不久也步其后尘，并因此成为那个最有名的“失落的一代”的美国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一员。

    今天，我们也许还会重提斯特恩斯的那个问题，但是他的回答却不能成立了。他认为是商业文明对广大青年，特别是对知识分子的冲击，把年轻的作家们驱赶到了欧洲。这同当前的情况已不相符合了。如今，年轻人成为宠儿；知识分子如果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毫无疑问会受到青睐和获得必要的资助。年轻人奔向欧洲不是逃逸而是去度假，有时是去参加会议。在今天的美国几乎没有知识分子生活在流亡中。然而，这个问题还摆在我们面前：年轻的知识分子在哪里?这是我全部问题的出发点。

    我没有举出很多知识分子——我以“年轻的”知识分子为标准，也就是45岁上下的知识分子，这可能令真正年轻的知识分子感到不快。当然，我的标准并不是绝对的。美国的“最后”一代知识分子，也就是那些出生于20世纪最初几十年的知识分子，才是我要研究的对象。他们的存在以及发出的独特声音，是那些比他们更年轻的知识分子无法比拟的。

    然而，这种说法会产生误导；其实，问题不是道德的堕落而是时代的变迁。知识分子的经历改变了，这的确不是新闻，但是原因还没有查明；而且，知识分子经历的改变所带来的一个起码的后果未被注意，这个后果正产生巨大的危害：这就是造成了公共文化的贫困。

    以旺盛的精力和清醒的头脑从事写作的知识分子，在纽约和旧金山可能像低租金的租房一样罕见。在大学普及的时代来临之前，昔日混迹于城市的大街和咖啡屋里的“最后”一代知识分子是为有教养的读者写作的。现在他们已经被高科技知识分子、顾问和教授——这些常人所取代了。当然，这些人也许很有能力，他们的能力可能超过那些知识分子，但他们决不能丰富我们的公共生活。这些年轻的知识分子几乎全部的生活都在校园里，他们直接面对专业同行，而别人既不知道他们，也无法接近他们。这显然是一种隐患，也是一种威胁；今天的公众文化依赖的是正在衰落的老一代知识分子，他们掌握着一种独特的语言，这种语言正在与他们的继承者失之交臂。

    在下面各章中我将在不同代的文人中考察这一断裂；我将提供几种可能性并评估一下失落的代价，仅此而已。当然，面对如此宏大的一个主题，一本小册子要做的事情太多了，但我将跳过其中的大部分，讨论某些部分。

    这里我不去谈论那些展示大千世界的小说家，我要涉及的是非虚构小说，特别是文学的、社会的、哲学的以及经济的思想。在这些思想中，我相信一代代人之间的断裂是非常显著的，而且也非常有害。我这里排除了音乐、舞蹈、绘画、诗歌以及其他艺术。不可能有一种单一的研究适合于所有的文化形式。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人能脱离社会离群索居；我以为对其他领域作批判性的和断代的考察也许也不无裨益。

    比如，小说涌进大学——“创造性写作”的中心机构及作家的“栖身处”建立起来；学院派的或英语系的小说异军突起；几年甚至几十年间先锋派的缺席——所有这些都预示着晚近的虚构小说和非虚构小说面临同样的压力。拉美人、东欧人、以及黑人妇女的小说显得日益重要，这表明创造性的活力在外部和边缘涌动，在写作中心，中心和边缘的界限正在消解。

    然而，虚构小说要比非虚构小说呈现出更为复杂的状况。也许因为诗人和小说家始终是偶尔被关注的局外人，所以他们捡一些桌上的面包屑就可以维持生计。大量的小型文学期刊——有时它们被称为“小”杂志，刊登小说和诗歌，表明想象性的文学十分繁盛。

    然而，即使是“小”杂志最扣人心弦的东西也不是经久不衰的；过多的期刊杂志都是些受到资助的胶印廉价副产品；这些期刊似乎已经失去了热情和方向。它们只刊登小说和诗歌，而且，与以往那些知名期刊不同的是，它们还是文化碎片化的见证。正如小型文学期刊的一个协调人指出的，现在没有什么小型文学期刊能“坚持一种批判的立场；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