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哥哥，已经六十多岁了，现在住在美国。1970年左右，他在乡下当过知青。我那时只有七八岁，也知道他当时苦得很，因为每次回家来，他都像只猪一样能吃。他告诉我，他坐车不用买票，而且表演给我看。有一回被售票员逮住，他就说：老于是知青！售票员大姐听了连忙说：我弟弟也是知青。就把他放了。他还告诉我说，他们在乡下很快活，成天偷鸡摸狗不干活也没有人管。这件事告诉我，为非作歹是倒霉蛋的一种特权。我们就是一批倒霉蛋，所以拥有这种特权。举例来说，假如我看中了一间空房子，就可以撬开门搬进去住，不管它贴着什么封条。过几天房管局的人找到我，无非是让我把原来房子的钥匙交出来，再补办个换房手续。但是不管我搬到哪里，房子都没有空调，没有干净的供水，没有高高的院墙，门口也没有人守卫，所以搬不搬也差不多。再比方说，我们和哪个女孩子好，就可以不办任何手续地同居，假如风纪警察请去谈话，无非是说：你们双方都没有结婚，何不办个结婚手续？只是过不了几天，这位女孩子调到机关去，就会和我们离婚。然后就是傍肩，天天吵吵闹闹。据我所知，大家都有点烦这个。但这种生活方式是不能改变的，除非得了数盲症。

    我简直想患数盲症，主要是因为现在的工作不能胜任。今天早上搞电力的小赵递给我一张纸，说道：对不起老大哥，遇到了问题。我拿起来一看，是道偏微分方程。我就知道这一点，别的一概不知。我举起手来说；大家把手上的事放一放，开会了。于是我们这些前演奏家、前男高音、过去的美术编辑、摄影记者等等，搬着凳子围成个圈子，面对着黑板上的微分方程，各自发表宏论。假如此时姓徐的不在，那也好些。他在场只会增加我们的痛苦。我说过，我们这间屋子里的人几乎都是蹩脚货，这孙子是个例外。他是个工科硕士（很多年以前得的学位），像这种人不是发了数盲症，就是到了国外，这孙子又是个例外。他听了某些人的意见，面露微笑。听了另一些人的意见，捧腹大笑。听了我的意见之后，站在椅子掌（opig按：这个字打不出，掌字头，下边是个牙。）上，双手掩住肚子，状如怀孕的母猴，在那里扭来扭去。坐在他旁边的人想把他拖出去。他拼命地挣扎道：让我听听嘛！一个月就这么点乐子……这使大家的面子都挂不住了。大胖子男高音跳起来引吭高歌，还有人吹喇叭给他伴奏。在音乐的伴奏下，有些人动手拧他——怀着艺术家那种行业性的妒贤嫉能，以及对卑鄙小人的仇恨。这家伙是个贱骨头，挨拧很受用。等到乱完了之后，我就宣布散会。偏微分方程不解了，因为解不出来，改用近似算法。这个例子说明我们设计的东西为什么这么蹩脚——用了太多的近似算法。而在近似算法方面，我们都是天才。我们已经发明了一整套新的数学，覆盖了整个应用数学的领域，出版了一个手册，一流装帧，一流插图，诗歌的正文，散文家的注释，但是内容蹩脚之极。手册的读者，我们下级单位的同行经常给我们寄子弹头，说再把书写得这样不着边际，就要把我们都杀掉。其实我们不是故作高深，而是要掩饰痛脚。

    不光数学是我们的痛脚，还有各种力学、热力学、化学、电工学等等。事实上，我们的痛脚包括了一切科学部门。我知道美国有个《天才科学家》杂志（这个天才当然是带引号的），专门刊载我们的这些发明，而有一些汉奸卖国贼给他们写稿，还把我们的照片传出去，以此来挣美元稿费，其中就包括了这个姓徐的。因为他的努力，我已经有两次上了该刊的中心页，三次上了封面，还当选过一次年度“天才数学家”。据说正经搞理工的读了那本刊物，不仅是捧腹大笑，还能起性，所以我经常接到英文求爱信和**照片，有男有女，其中有些还不错，但多数很糟糕；危险部位全被炭笔涂掉了。我一封信都不回。对于某些搞同性恋的数学家，我比《花花公子》的玩伴女郎还性感。为此我不止一次起了宰掉小徐的心。但是我也明白，就是倒霉蛋也不能杀人。

    我觉得外国的科学家缺少同情心——假如他们和工程师都傻掉，只剩下一些艺术家，我倒想看看他们那里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假如毕加索活着，马蒂斯活着，高更和莫奈都活着，我也想看看他们画起柴油机是否比我高明。但是最没有同情心的是小徐这种人。我曾经把炭笔塞到他手里，强迫他画一张画，哪怕是画个鸡蛋也行。但是他就是不接，还笑嘻嘻地说：我不成，我有自知之明。这话又是暗讽，说我们都没有自知之明。

    在马蒂斯决定复活，替我来回柴油机之前，我还有一件事要提醒他：他休想得到一点顶用的技术资料。有件事和他死前大不一样：国外所有的技术书刊都以光盘、磁盘的形式出版，而这类东西是禁止进口的，以防夹带了反动或者下流的信息。至于想用计算机终端从国外查点什么，连门都没有。这是因为一切信息，尤其是外国来的信息都是危险的。（opig按：sigh，想想最近的google事件，王二还是很有远见的。）打电话可以，必须说中文，因为有人监听，听见一句外文就掐线。我不知马蒂斯中文说得怎么祥，假如说得不好，就得准备当个哑巴。除此之外，什么材料都是危险品：易燃的、易爆的、坚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