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我长大以后，对我小时候的这些事感到困惑不已。我能够以百折不挠的决心去爬一堵墙，能够做出各种古怪发明，但我对自己身边的事却毫无警觉，还差点被送到了看瓜的地方去。这到底说明了我是特别聪明，还是说明我特别笨，实在是个不解之谜。

    有关我受“帮教”的事，必须补充说明一句：当时是在革命时期。革命的意思就是说，有些人莫明其妙的就成会了牺牲品，正如王母娘娘从天上倒马桶，指不定会倒到谁头上；又如彩票开彩，指不定谁会中到。有关这一点，我们完全受得了。不管牺牲的人还是没有牺牲的人，都能受得了。革命时期就是这样的。在革命时期，我在公共汽车见了老太太都不让座，恐怕她是个地主婆；而且三岁的孩子你也不敢得罪，恐怕他会上哪里告你一状。在革命时期我想像力异常丰富，老把老鲁的脑袋想成个尿壶，往里面撒尿；当然，扯到了这里，就离题太远了。除了天生一付坏蛋模样，毕竟我还犯了殴打毡巴的罪行，所以受帮教不算冤。虽然老鲁还一口咬定我画了她（这是双重的不白之冤——第一，画不是我画的而是窝头画的；第二，窝头画的也不是她。我们厂里见到那画的人都说：“老鲁长这样？美死她！”，算起来只有那个毛扎扎是她），而且还有X海鹰在挽救我。有时候我很感激X海鹰，就对她说：

    “谢谢支书！”本来该叫团支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