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年轻的时候，喜欢科学、艺术，甚至还有哲学。上大一时，读着微积分，看着大三的实变函数论，晚上在宿舍里和人讨论理论物理，同时还写小说。虽然哪样也谈不上精通，但我觉得研究这些问题很过瘾。我觉得每种人类的事业都是我的事业，我要为每种事业而癫狂——这种想法不能说是正常的，但也不是前无古人。古希腊的人就是这么想问题。假设《生活》读者都是这样的人；就可以省去我提供意义的苦难：在为科学或者艺术疯狂之余，翻开“晚生杂谈”，听听我这不着调的布鲁斯，也是满不错的——我知道作这种假设既不合道理，又不合国情。我的风衣口袋里正揣着两块四四方方很坚硬的意义，等到故事讲得差不多，就掏出来给你一下，打得你迷迷糊　糊，觉得很过瘾——我保证。我的故事里，有一个穿风衣的姑娘站在门廓里——

    编辑先生不敢贸然打招呼，生伯闹误会了。虽然他也想到了，七月底的傍晚，除了有重大的原故，谁也不会穿风衣。他自己不但穿着风衣，还穿了一双高腰马靴，靴根上带着踢马刺；手上戴着黑皮手套——他当然也有重大的原故。据此认为他不怕热是不对的，他不仅伯热，而且汗手汗脚，手心和脚心，现在一共有四汪水。此时他暗自下定了决心说，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今晚决不脱靴子。让人家闻见这股味儿不好——当然，他早忘了，这里没有“人家”，只有一条worm……他把手夹在腋下，但靴子是隐藏不住的。女孩看清以后，就钻了进来，脱下风衣挂在衣钩上。里面是黑皮短衣，不仅短，而且古怪。她不尴不尬地转过身来，打招呼道；你好。那男的想好了该说什么后，答道：你好，worm——说时迟，那时快，女孩扬起手来要给他个嘴巴。假如打着了的话，这故事就发生了重大的转折——谁是S，谁是M都得倒过来——但她及时想明白了，把手收回来，摸摸鼻子说，你好，大老爷，奴家这厢有礼了——这几句倒是中规中式，不但合乎S／M的礼仪，也和我们民族的文化传统暗暗相通。可惜她马上就觉得不自在；翻口道：叫蛆太难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