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对我国的同性恋现象进行研究时，常常为这样的问题所困扰：你们为什么放着很多重大问题不去研究，而去研究同性恋？假如这种诘难来自社会学界的同仁，并不难回答。正文中将有专门的章节，讨论作同性恋研究的原因。难于答复的是一般人的诘难。故此这个问题又可以表述为：你们作为社会学者，为什么要研究同性恋？回答这个问题的困难并不在于我们缺少研究同性恋的理由，而在于我们缺少作出答复的资格。众所周知，只有一门科学中的出类拔萃之士，才有资格代表本门科学对公众说话。

    然而我们又不得不作出解释。我们作这项研究所收到的困扰，不只是诘难。象这样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在内地竟找不到一家出版社肯予出版。假如这是因为经济方面的原因，那么我们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所有的编辑都说，公众关心这样的问题，这本书会有销路。尽管如此，这本书仍然不能出版。问题在于，社会中有一部分人不赞成同性恋。**曾说，对牛弹琴，如果去掉对听琴者的蔑视，剩下的就只是对弹琴者的嘲弄。虽然如此，我们仍不揣冒昧，不惧嘲弄，要对公众陈述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立场，以及根据这样的立场，对同性恋的研究为什么必不可少。

    半个世纪以前，在文化人类学中处于泰山北斗地位的马林诺斯基为费孝通所著的《江村经济》一书作序时，对费孝通的工作给予极高的评价。马林诺斯基认为，这本书的最大优点在于，它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人在本乡人民中进行观察的结果。正因为有这样的特点，所以它是一个实地调查者最珍贵的成就。

    费孝通的研究对象是一个社区，包括了社区生活的每一个方面。这样的研究在深度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与我们的研究有很大不同。但是这项研究中有一些宝贵的经验，值得我们记取。这就是，作为土生土长的人，对熟悉的人群作实在的观察，不回避生活的每一个侧面。这种实在作风乃是出于以下的信念：「真理能够解决问题，因为真理不是别的而是人对真正事实和力量的实事求是」。（费孝通，第一页）。

    站在这种信念的对立面的，是学院式的装腔作势，是「以事实和信念去迎合一个权威的教义」。于是，如马林诺斯基所言，「科学便被出卖了」。

    我们发现，在社会科学的出发点方面，有两种对立的立场：一种是说：科学在寻求真理，真理是对事实的实事求是；另一种则说，真理是由一种教义说明的，科学寻求的是此种真理正大光明的颂词。一种说，科学不应屈服于一种权威的教义；另一种说，科学本身就是权威的教义。一种说，不应出卖科学；另一种说，不存在出卖的问题，它自从出世，就在买方手中。一种说，在科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