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昏君的牺牲品——半兽三吏（18）

    需要注意的是，两汉酷吏之所以称“酷”在于也仅在于其杀戮规模极大，却并无唐朝酷吏晒翅、十种大枷、请君入瓮、驴驹拔橛、犊子县、翾尾榆（巨枷）等令人发指的变态刑具，也无人编写《告密罗织经》之类教人龌龊阴谋的邪恶教材，更无霸占同僚妻子又侮辱其母的恶行。{17}事实上，两汉酷吏除田广明曾有**之行，王温舒、田延年两人贪污外，单就财、色二字而言，个人操守集体性地近于完美，而东汉黄昌在蜀郡太守任上与失散多年的妻子破镜重圆，更是堪称执著于爱情的典范。两汉酷吏整体素质高过后世历代，特别是唐朝酷吏。

    正是由于认识两汉酷吏所面临的客观形势乃至其个人品质，无论司马迁、班固还是范晔的评价中多有赞语，极为客观公正。

    司马迁评价西汉酷吏，“自郅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为声。然郅都伉直，引是非，争天下大体。张汤以知阴阳，人主与俱上下，时数辩当否，国家赖其便。赵禹时据法守正。杜周从谀，以少言为重。自张汤死后，网密，多诋严，官事寖以秏废。九卿碌碌奉其官，救过不赡，何暇论绳墨之外乎！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为仪表，其污者足以为戒，方略教导，禁奸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质有其文武焉。虽惨酷，斯称其位矣”。班固之论概同于子长。范晔评价西汉酷吏：“若其揣挫强势，摧勒公卿，碎裂头脑而不顾，亦为壮也。”对东汉酷吏的所作所为，则称其为“厌快众愤”。

    然而问题的核心在于，帝国法律与帝国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的严重对立。

    对百姓而言，帝国法律明确规定杀人者死，儒家经典《春秋公羊传》却明确宣扬为父报仇乃是子孙义不容辞的责任。《礼记》甚至详尽规定出根据亲疏远近有所不同的报仇规则：“父之仇弗与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游之仇不同国。”{18}

    对国君而言，秦穆公丢失了几匹善马，三百余名岐下野人捕获善马又将其分而食用，负责官吏破案后要按照律法治罪。穆公却说：“君子不以畜产害人。吾闻食善马肉不饮酒，伤人。”不仅没有治罪，反而赐三百余人酒，予以赦免。后来这三百余人跟随穆公与晋国作战，在穆公即将失败的危险关头拼死作战，以报食马之德，秦国转败为胜。史家称道穆公仁惠爱民的美德，却无视这也是枉法纵罪的行为。

    对官吏而言，钟离意任瑕丘县令，县吏檀建盗窃，钟离意在檀建叩头服罪后却不忍加刑，只是安排他休长假。檀建的父亲知道此事后为其子设酒说：“吾闻无道之君以刃残人，有道之君以义行诛。子罪，命也。”命令檀建服药自尽。{19}安丘县男子毋丘长杀死侮辱其母的醉汉，胶东侯相吴祐获知他有妻无子，即命令逮捕其妻送入监狱同宿，为孝子延续血脉。临刑之前毋丘长咬下手指，含血嘱咐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