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案件的审判结果肯定了然于胸，可以类比的、最接近的一个案件，就是申屠嘉弹劾晁错一案。郅都知道那是晁错在任内史的时候，为了上朝不绕远路就直接在京师宗庙的外墙上开凿出一个小门。这与刘荣的罪行不相上下，关键是景帝接到丞相申屠嘉报案后的反应，他强词夺理说内墙才属于宗庙，而晁错凿穿的外墙根本不在宗庙范围之内。丞相在事后生气地说，早知如此我就先斩后奏。这一抱怨明确透露出一个信息，要不是景帝赦免，这项罪名严格按照法律来办一定是死罪。这也正是晁错当年弄清楚的那一点，帝国法律体系的本质即在于，无论条文规定如何清晰，最终的解释权永远掌握在皇帝手中，说穿了每一次重大案件的本身和结果，都不过是皇帝意志的体现罢了。

    回到案件本身，刘荣本传中记载的事前事后的种种迹象表明，舆论同情刘荣。

    就在刘荣离开江陵封国赴京前，祭祖结束，登车准备出发，这时候车轴忽然折断，当地百姓普遍认定为凶兆。迷信说法背后暴露出来的真实信息，是当时社会舆论对刘荣赴京吉凶的判断非常悲观，如果这种判断不是空穴来风的话，有权力毁掉一个皇子的人除了景帝又会有谁？刘荣死后葬于蓝田，史载数万燕子衔土置其冢上。吝字如金的正史如此不惜笔墨编排故事，只能说明社会主流舆论认为刘荣罪不至死。刘荣死后获得“临江闵王”的谥号，一个“闵”字，将同情与怜悯溢于言表。

    置身当时的郅都，不会不清楚这些情况，他也明白自己作为帝国头号酷吏的名声。问题在于，景帝明明知道自己执法以严以重闻名，却断然将临江王一案交由，而且是单独交由中尉府审讯，这其中是否包含着什么不可明言的暗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