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先生有足够的理由叹息国史研究的落伍，但他可能没有想到，其实他自己也是一个有待后人超越的对象。他的历史写作结果是一个“中国学者”而非中国人的作品。

    我在《中国劫》中曾偏激地说过这样的话：是以唐德刚、黄仁宇这样的历史学家，仍不免于政治历史学家之讥，他们坚持“国家劫数”的长程合理性，实则为每一段国家政治做了辩护，即近代以来一切中国人的灾难、战争、生灵涂炭，无不服务于二百年左右、上下层分别整合的历史合理性。而不知中国人亦人类文明史之一员，不知中国人生命高出政党的使命、国家劫数或历史的合理性，中国人个体生命之一己光华，足以辉耀千古。职是之故，任何有良知之教员都会告知弟子：“20世纪中国无史学，一切皆政治学；20世纪中国无史书，一切皆政党史、革命史、改革史。”而任何有良史之才，一如司马迁将漂母、陈涉、朱家、郭解、优孟等平凡者的言行上升到历史与王公大人的高度一样，真正的历史叙事，当把笔墨倾倒给现代中国的国民。

    四

    长风先生的大著几乎就是我期待的历史叙事。他的作品里不仅有对秦末汉初历史中小人物的关注，也直接把自己的经历写进了历史，书中多有他少年时的记忆、大学时代的生活等等。这种把自己植入的做法在抒情文字里多显矫气，在历史叙事中却是一种平实健康的信念。他跟读者、自己的同胞坐在一起，他不是讲课、不是说教、不是发布、不是训导，而是进行有效的交流沟通。借用一个说法儿，我们的历史写作绝大多数是才子佳人之作，是帝王师将相帮闲之作，是或躲在书斋或上了电视的光鲜的学者大师之作，却少有一个现代精神、气魄、理性统一的中国人之作。在向自己的读者交流历史时，作者有必要把自己交待出来，有必要自己站出来。唐德刚曾经这样做过。唐德刚动辄在书中说自己如何如何，其实多有提示读者之用心；长风做得更好，因为他更有平民意识而少有专家学者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