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麟先生称之为“人格学问思想文章的最高表现和具体结晶”，其书“有真挚感人的热情，有促进社会福利的理想，有简洁优美的文字，有淹博专精的学问，有透彻通达的思想与识见”。

    自学成才的国学大家钱穆虽然在多方面回归传统，但他的国史研究仍念兹在兹于返本开新。抗战时期，他在《国史大纲》的卷首，首先对读者提出的就是几条阅读该书的基本信念，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求读者要对本国历史持一种“温情的敬意”的态度，而非“对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

    这些历史写作的现代努力几乎被人为中断三四十年之久。到上个世纪**十年代，黄仁宇、陈寅恪、唐德刚等人的历史著述介绍出版，一时令人耳目一新。但这种不同时空借来的火种并没有点燃我们历史写作的热情，历史写作在我们这里被官学课题、断代工程、网络戏说、媒体专栏、市场商品、东方神秘主义一类的风格占据了。尽管有金观涛、吴思等人的贡献，我国历史至今仍散乱地摆在国人的视野库房里，不入茫然，入库少有所得。可以说，历史写作仍需要当代人的努力。

    三

    没有人否认我们社会每隔十年左右就会有一阵“历史热”，但可能少有人思虑历史写作的状态和本质。为什么那些学贯中西的大史学家的著作也不是观止之作？为什么那些因外交屈辱、应政府之请、由抗战热情而产生的历史写作成了我们当代的“史学名著”？为什么历史会热起来？为什么在意识形态之外，当代中国人少有对人生关注的历史底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