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大铖入“钦定逆案”诸事考辨（8）

    魏大中不愧为吏场老手，一篇叙争吏垣事，春秋笔法大盛。阮大铖因与其争职产生矛盾辞职而去，他说“櫆稿具而阮始辞朝”，紧接着又谓“十九日，傅櫆疏上。时魏奄如涿祠元君，阮留涿，燃秸相拜，作竟夜谈”，这种叙述方式实在大有奥妙。

    事实上，他在这里不自觉地使用了叙事学里的因果律技巧。按照福斯特的小说理论，智慧的读者和好奇的读者之不同，在于智慧的读者会“从两个观点来了解：将事件孤立起来看，以及与他前面读过的事物连结起来看”。

    而这里的“櫆稿具”和阮大铖之“辞朝”，原本是两件孤立的事件，只是发生时间的排列顺序而已，除这两位当事人外，谁也无法证明其中的关联和因果。但是魏大中在叙述的时候巧妙地加入了一“始”字，就使它们具备了因果关系的联想，足以让读者自觉地去联想到傅櫆上疏是阮大铖策划的，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他就是在暗示傅櫆疏是有阮大铖参与其间的。

    魏大中这一大段关于阮大铖的文字，基本都秉承了这种手法，事件严格按照时间顺序排列，除最末“叩马献策”事落在实处外，句句未曾明言阮大铖与傅櫆发难有关，然而却处处暗指阮大铖与此事脱不掉干系，实在老辣之至。

    这便是阮大铖为什么要大喊冤枉，说“汪文言遂诬铖与铨以‘叩马献策’。夫铖与铨在涿州，忠贤在深宫近侍，其马安得而叩之”的原因所在。结合魏大中和刘若愚的记载，余以为基本可以断定他说的没错，他离京时魏忠贤确实在深宫近侍，而阮、冯二人在涿州也确实叩不着魏的马头。

    另外还有一点旁证，也可证明阮大铖当时与魏忠贤还攀不上关系。此条资料还是来自于阮大铖的那位乡人钱秉镫。他说阮大铖辞职回乡之时，“大铖与同志相呼应者，冯铨、霍维华、杨维垣等数人耳；而用以通阉者，倪文焕也。”钱秉镫：《藏山阁文存·皖髯事实》。

    按《明史·阉党列传》，倪文焕之通魏忠贤，是通过崔呈秀的门径，而崔呈秀通魏忠贤，是天启四年九月之后的事。至于倪文焕，更是因谒崔呈秀求救才被引入魏忠贤幕下的，其首功为弹劾兵部侍郎李邦华、御史李日宣、吏部员外郎周顺昌和林枝桥，但这已是天启五年的事了。因此阮大铖即使通魏，最早也得在天启四年年底之后，也就是要等到崔呈秀通魏忠贤、倪文焕谒崔呈秀求救之后才可以。所以他于天启四年的二月到四月间，压根儿还没找到门路和魏忠贤说上话，若其果有涿州“叩马献策”事，与魏忠贤亲近若斯，则何至于归家之后还要靠倪文焕的门径为之通魏？

    顾炎武与文秉等人，首为门户之见所蔽，次不察斗争中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三未梳理阮大铖通魏所用关节之门径，只因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