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关大战和神州易手（20）

    贼骡马不下三十余万，日夜兼程，可二三百里。我兵抵京，贼已远去，逆恶不得除，财物无所获，大可惜也。今宜计道里，限时日，辎重在后，精兵在前，从蓟州、密云近京处，疾行而前，贼走则追剿，倘仍据京城，则扑灭更易。

    在洪承畴和多尔衮的计划中，原本就是要走喜峰口、墙子岭的老路线进军蓟州、密云，然后直捣北京。这是条清上下都极熟悉的老路，从一开始他们根本就没有考虑要走山海关。

    所以不管山海关在谁手里，清都一样会入关攻打北京。同时，如果没有发生吴三桂叛乱事件，山海关也仅仅只有唐通的八千人马，简直不堪一击，更构不成障碍。关于这一点，顾诚先生在《南明史》中有过这样的阐述：

    从他（李自成）下令吴三桂率部进京和派原驻畿辅地区的明朝投降总兵马科率原部一万兵马同黎玉田一道远征四川来看，证明他根本没有料到清廷利用明朝覆亡必然有分羹之心。似乎在他看来清兵在辽东的用兵和三次深入内地都是明朝的事，大顺政权从未同清军交锋，彼此无冤无仇，可以相安无事。也许是出于这种天真的考虑，他既不派大顺军主力前往山海关一带布防，又把同清军作战最有经验和实力的吴三桂部调来北京（召吴三桂本人入见是一回事，命其率部赴京又是一回事。联系到李自成命马科率部前往四川，很可能是想让吴三桂率部执行南下之类的任务），充分说明李自成对清军即将参加逐鹿中原的严峻形势毫无认识。即使不发生吴三桂叛变，仅凭唐通八千兵马也绝对抵挡不住清军的进犯。

    真想要拦住清入关，除非调取河南等地的大顺军入京畿，然后招降吴三桂后，利用他和大顺军主力一起，与清在北京一带决战。成败先不论，这还仅只是军事上的假设。事实是要拦住清入关，绝不是仅靠军事手段就可以解决问题的，政治问题更可以决定各利益集团和军事力量的忠诚度。这一点，从吴三桂和李自成在山海关大战前以及战斗过程中的政治角力就可以看出来——北京以及山海关地区的官民士绅，几乎全站在了吴三桂一方。

    同样，清在入关后，也马上进行了一系列政治举动：

    五月，辛丑，徵明前大学士冯铨，铨闻命即至。保定副将王应登向清陈七事：一曰立纲纪，二曰在贤良，三曰靖遗寇，四曰申招抚，五曰和兵民，六曰重农务，七曰惩贪婪。

    大学士冯铨、洪承畴上言：“明时旧例，凡内外文武官僚条奏，并各院部覆奏本章，皆下内阁票拟。已经批红者，仍由内阁分下六科，抄发各院部，所以防微杜渐。以后用人行政要务，乞发内院拟票，奏请裁定。”摄政王从之。 御史曹溶陈六事：一定官制，二议国用，三戢官兵，四散土寇，五广收糴，六通煤运。下所司。

    给事中刘昌陈十事：立规模，储庙算，推诚心，集群策，施实惠，定经赋，审官制，颁俸禄，明等威，重守令……顺天巡按柳寅东言：“近见陛除，凡前朝犯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