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死抗击清军的袁督师和辽东将士们不但吃不饱、无钱养家，还因讨要拖欠军饷被指责的际遇心酸而已。

    在后来崇祯三年（1630年）让袁督师含冤九泉的罪状中，又有继续说袁督师**清军犯北京，乃是企图挟持朝廷以邀功邀钱这一条。而主其事者温体仁，当时与周延儒为一党。“温体仁讦谦益，延儒助之。帝遂发怒，黜谦益。”又有：“初，帝杀袁崇焕，事牵钱龙锡，论死。体仁与延儒、永光主之，将兴大狱，梁廷栋不敢任而止。”《明史·列传第一百三十九·钱龙锡传》。当时的兵部职方司郎中余大成在《剖肝录》中这样记道：“辅臣温体仁，毛文龙乡人也，衔焕杀文龙，每思有以报之。适枢臣梁廷栋曾与焕共事于辽，亦有私隙。二人从中持其事，焕由是得罪。时有〔中〕官，在围城之中，思旦夕解围。咎焕不即战。而中官勋戚有庄店邱墓在城外者，痛其蹂躏。咸谓焕玩兵养敌。流言日布，加以叛逆。”

    可见袁督师下狱，固然祸起于清之离间计，但最后勘查九个半月竟依然不能洗冤，乃至以身殉国，实是先因了崇祯好面子死不认错，之下则是因周、温等人与钱龙锡等的权利之争、党争，另外还有一干朝臣、太监因私产被清军所毁等小小私事而迁怒于袁督师之故。数端并发，于是大明朝对清军战事的最后几根中流砥柱之一，就此夭折。

    近代梁启超推袁督师为“明季第一重要人物”，他在《袁督师传》中说：“故袁督师一日不去，则满洲万不能得志于中国。”康有为则在《袁督师遗集序》中说：“天下才臣名将多矣，谗死亦至伙，而恻恻于人心，震惕于敌国，非止以一身之生死系一姓之存亡，实以一身之生命关中国之全局……假若间不行而能尽其才，明或不亡。”

    袁督师之死，崇祯先受敌方离间，过后事实已明但依然拒不认错，以袁督师之死来维护自己的皇帝脸面，当负首责；主其事者温体仁、梁廷栋自然也一样罪无可逃，而周延儒虽然后来也曾上疏救袁督师，但其实是惺惺作态权衡之策，并无真想救他的意思，不过是摆个架子以免遭忌，二则其时他正开始与温体仁等辈争权夺利，故以此为器用耳，他当然是难辞其咎的。

    不过待得后来，这周延儒自己竟一样死在了清军犯京这件事上，而罪名之一居然也是“受贿纵敌”，这可真有点天道循环、报应不爽的意思了。